经济观察报：教育部终于批准南方科技大学筹建，你认为这展示了教育部门怎样的态度？

杨东平：审批南方科技大学筹建花了很长的时间，最后终于给批下来了。教育部门还是支持改革的。南方科技大学本身也是一个试点，虽然不是教育部规划内的试点。公众对它的期望很高，下一步也就是许可了。

经济观察报：上个世纪80年代国内也进行了教育改革，最后为什么失败了？而现在高校面临的状况跟当时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杨东平：80年代的改革跟现在的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当时是非常明确地把体制改革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而且，1988年的时候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所以，80年代的教育改革是在以体制改革为中心、政治体制改革启动的背景的情况下展开的。

今天的环境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教育改革比较多的是培养模式的改革，也就是教育过程。体制改革虽然也提到，但并没有很具体的部署，政治体制改革并没有启动。所以在我看来，教育体制改革并没有放到很核心的位置。

经济观察报：现在国内高校面对着来自香港的高校，甚至全球高校的竞争。你对这种竞争的形势有哪些判断？对促进国内高校的改革意识带来哪些影响？

杨东平：内地的主管部门可能并没有认为竞争很激烈，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危机感。中国教育对外开放的门刚刚打开了一点，前几年只有三所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苏州西交利物浦大学和珠海的北师大浸会联合国际学院，属于中外合作举办的大学，规模也很小。最近对外开放的门又会打开一些，上海正在筹办几所学校，广东“十二五”期间也要建几所学校。优秀大学到中国来办学，这个时候才有可能形成实质性的竞争。也就是说，要用开放来促进改革。

现在很多中国大学感觉还好得很。名牌大学认为：学生不还是挤破头要进来吗？入读的学生都是从高考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高校的态度是改不改革无所谓，没有紧迫感。如果真的形成了多样化格局，多种体制的竞争，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

经济观察报：《关于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并不能期待真正触及体制改革？

杨东平：这次改革是把整体性的教育改革建立在地方改革试点的基础上，所以一共有426个分门别类的试点项目。这次改革是希望在地方实验获得成功以后，再来推广。跟80年代改革的做法不太一样，80年代是自上而下的整体性的要求，现在是自下而上，希望通过地方教育制度创新形成探索改革经验。这次改革改的是具体的教学过程、培养模式，自下而上还是有价值的。

经济观察报：国内传统高校的自主招生进行了八年，您如何评价它的成效？在方向上是否能给教育改革带来一些思考？

杨东平：全国有一小批高校有5%的招生名额用于自主招生，这种制度已经实行了很长时间。过去并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从去年开始到今年，高校形成了联盟、集团化的招生动作，才形成了社会上的强烈反响。

个人觉得这其实还是在5%的框架内，创新的意义并没有那么大，但由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一统的格局，社会公众对他们有很多的期待和评价。从目前情况来看，考试的模式还是传统的学科知识考试，跟高考的区别很小。

其实可以有更多的创新性选择。比如高校联考可以做能力水平测试，而不是知识水平测试，这样子从考试来讲更有价值。否则的话就变成一次小高考，后面学生还要参加一次高考，这不是多此一举了吗？

经济观察报：有前些年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进入名牌高校的学生反映，自主招生本身没有体现出对特色人才的选拔，而后续的培养也没有跟上。

杨东平：招生跟培养是两回事。我们绝大多数的高校的培养模式都是千篇一律的、没有特色的。很多学校弄了很多高分学生来，但培养过程没有相应的改变，所以特征价值有限。大多数高校都建立了一小片试验区，例如北大的元培学院、南大的匡亚明学院等，但是学生的数量很小，几十个人一百个人。对于这些名牌大学，囊括了全国最优秀的学生，只在实验班实行比较新的教育，这样有点对不起学生。

经济观察报：如果要进一步推进落实高校的自主权，还能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杨东平：个人认为最重要的还是通过多样化的体制，通过开放来促进国内大学的改变，例如外国的优秀大学来合作办学。这是一个方面。传统的老大学比较难改革，而整体的宏观格局没有改变的情况下，改革是很难的，不能立地成佛。在国外来讲也是如此。第二个可以通过建立新大学，比如当时建立深圳大学、现在的南方科技大学，都有这个动机。通过建立新大学来引进新的模式，通过跟传统不大一样的东西来激活这个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