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以石家庄为例，对于中央下达的保障房建设任务，1/3由政府自己做，2/3交给大中型企业。但地方政府又抱怨，建设任务指标没有配套的用地指标，应该怎么看地方政府的这些诉求？

聂梅生：今年是比较纠结的一年，大量的搞保障性住房，不能是无米之炊，这个米一个是钱，一个是地。

公租房完全丢给政府，没有那么多的钱；让社会力量来建公租房，没有退出机制。房地产商最关心的就是退出机制。没有一个退出机制是不行的。一开始投的那部分钱怎么退出？一是政府回购，至少让我保本；你要是不给，就要允许我从金融市场退出，我去做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有三种退出方式，资产变现、公司上市、REITs。

社会力量介入公租房建设，一定要保土地使用权拿到手，不然谁都不肯干。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公租房的效果会如何？

聂梅生：公租房的效果取决于大家认可不认可，我对公租房到底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持怀疑态度。

个人租房，也就是我们说的二级租赁市场的作用可能不亚于公租房。现在要求公租房的租金是市场价格的70%，那么看这个数字是不是有吸引力了，我觉得在一线城市有吸引力，在二、三线城市就没有太大吸引了。

经济观察报：公民居住权利的保障实际上不仅仅是房价和房源的问题，还与户籍等制度问题缠绕在一起，保障房对公民居住权利保障会有怎样的影响？

聂梅生：中国现在比较大的一个弊病就在户籍上，居住不能自由流动。行政干预的力量太强，让房地产搞到最后，不是炒房子，炒地皮，而是炒户口，炒结婚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