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的意识形态
在一个股价从来都不是基本面来决定的市场里，怎么样才能说服投资者参与这个游戏呢？
解法是抛开基本面，进入技术分析。
号称能够解释股价运动的技术分析方法在中国市场一度流行，并成为当时投资者决策的主要工具。
2001年之前，在券商的营业部里，总是可以听到健谈的投资者们，炫耀他的技术分析手段。他们说收紧的布林线突然张口了是一个买入的机会，或者说什么指标到了超买区也可以参与之类。
技术分析是成本最低的方式，其理论基础就是“历史总是会重演，而价格反映一切信息”。这个理论基础理解容易、规则简单因而易于接受。
预期在一些时候总能自我实现，只要足够多的人相信他。这个理论成为了事实上的市场主流思想。
对于这个局面，热爱基本面的研究者一直不愿意面对。他们在此时，曾经做过很多有关股市指数的曲线与GDP增长的关系等等研究，并得出结论说，市场还是反映基本面的。
这结论很难让人信服。有一个佐证是，在中国股市曾经的庄股时代，可以经常听到庄家在“做线”、“做图”的说法。他们的这种做法屡屡奏效，说明了这个市场中，确实有很多人信奉这个理论。
但是，这样的趋势很难持续维持，在中国股市成立10年之后，再继续这样的游戏已经与局势很难吻合。
人们开始怀疑他们获胜的几率：这样的市场会不是就是一个庄家通吃的赌局，而参与这样的赌局，是否还有意义。随着市场的崩溃，如果要不丢失投资者，市场已经越来越有必要对此予以澄清。
我们下面会介绍，这其实引爆了中国券商研究机构的崛起的起点。
2001年之后，中国股市展开了一次大讨论。这个大讨论的主题就是：中国的市场是不是一个赌局，与现实没有关系？
当然，这些大讨论之中，掺杂了国有股减持、法人股流通等等议题。但是，单就对市场意识形态的发展而言，那些并不是主流。
这个争论，显示中国股市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投资者需要新的理由来说服他们，继续进入这个市场。
容易理解，为什么是经济学家首先来对此进行高调的质疑。因为他们研究的是实体经济，而非股价走势的技术形态，而股市的这种主流意识形态，并不有利于他们存在的价值。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大争论之后，券商研究机构在经历稍后几年的盘整之后，而在最近两年开始陡然崛起的逻辑。
当年以厉以宁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与吴敬链等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的大争论，实际上是新旧意识形态体系转换的一种方式。事后看，这个争论从客观上加速了中国股票市场意识形态的转换。
事实上，在这两种表面相悖的观念背后，根本的利益逻辑是没有冲突的。因为无论是何种结论获胜，对于参与争议双方的利益，都是正向的。
比如说赌场论获胜，那么显然就需要监管当局来重构这个市场，推进这个市场的改革，而改革的目的就是来否定这个结论；如果反方获胜，则经济学家们对实体经济的研究就获得了地位，而对技术形态的主流重视将成为历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非赌场论调得到了很多人的附和，但从监管当局的行动看，赌场论的市场更大一些。中国股市从此展开了新一轮的政策变动期。
重大争议问题，特别是国有股减持问题的解决、对价格操纵的打击，加上其他市场政策持续的变动，给投资者加强了一种观念：这个市场正在发生新的变化，也由此，使得市场新的意识形态形成有了基础。
此后三年，主流意识形态其实出现了一个断档。淡静的成交和在大多数时候疲软的市场价格，说明并没有一种好的意识形态，来说服投资者进入这个市场。
这个断档其实是两种意识形态转换的过渡时期。直到2005年及其之后，市场主流意识形态的转换初步完成。
这个转换完成的标志性事件是：中国汇改前后新一轮牛市行情的启动。牛市意味着新的资金和新的投资人的加入，这意味着更多的人获得了进入这个市场的理由。
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注意到新的变化，就是以开放式基金为代表的一批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和崛起。
从逻辑上说，机构投资者不能够全部以技术分析作为安身立命之本。他们中的小部分比例的机构可以进行这样风格的投资，但是如果整个行业都是这样，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需要说服人来购买基金，但信奉技术分析并且相信他们分析能力的投资者的比重可以想见。
这就产生了一个估值体系建立的必要。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说服投资人，股价的表现是可以从基本面进行解释的。市场的表现是跟通货膨胀，跟利率，国民生产总值和公司利润是相关系的，而对这些的研究加上配合适当的策略，是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
上接股市的大争论，机构投资者的努力，为新的市场意识形态的出现提供了很好的支持。
此时，外资投资人作为一个股市明灯的神话也开始出现，因为他们源自成熟市场，可以引进成熟市场的理念。
这些投资人之所以被引进，本身就体现了监管当局的某种意图。监管当局明确表态：希望他们能够引领“理性投资”。自然，建立市场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任务，有一部分是落在他们肩上的。
“研究创造价值”理念的树立是这一逻辑的主要任务。这显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资金的涌入显示了这些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基金单位价值的上涨，伴随着财富和示范效应，加强了的这一神话，并预示了更多人的接受。
在这之中，跟踪指数的基金也开始出现。
无论是真心还是假意，部分投资人对指数基金的接受，是新的意识形态形成的重要部分。
指数基金这种投资工具，是基于有效市场理论的。这种投资工具能够成功出现，说明有相当部分的投资人是认可或者希望别人认可这个假设的。即，这部分投资人需要相信，中国的股票市场是有效的。
有效市场理论称，无论你如何努力，在一个有效市场里，你是无法战胜市场而获得超额利润的；另外，这个理论也意味着，以市场价位买入任何股票，都是合理的；更为重要的是，这将意味着，在这个市场，内幕交易只是偶发的异常事件。承认这一假设，实际上就是承认中国的股票市场是具备这一特征的。
当然，这只是一部分人的看法，或者希望别人形成的看法，但更多的人相信中国股票市场不是有效的，最多是半有效的。这也就是为什么上述“研究创造价值”神话的起源。
这种意识形态，是以折现现金流方法的使用并被广泛接受作为开端。中国的机构研究者开始煞有其事地预测目标上市公司的未来利润，基于这些预期给出股票的目标价格，并推荐给投资人。
这样的意识形态，一直持续到现在。但是很显然，新的意识形态也遇到了问题。这一难题突出表现在以上海综合指数为代表的中国股市已经上升到大约3500点或者更高的位置的时候。
随着市场逐步的上升，以折现现金流方法为代表的绝对估值方法，已经面临难题。研究人员经常发现，无论他采取何种乐观的态度，以绝对估值方法评估，他们对投资对象的估价也很难达到当时的价位，这将意味着他们已经没有任何理由买进而参与这个市场。
这就是怀抱“价值投资”的、以赵丹阳为代表的优秀私募基金人所遇到的重大难题。赵丹阳在中国上证综合指数大约3000点的时候，全线撤出了这个市场。
以当前的指数位置，显然已脱离了公司所谓的基本面，前两年的分析框架，在目前已然是不适用了。
这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在最近的研究中，会有相对价值方法更多强调和大量使用。当无法从基本面来说明某个股票的价格的时候，由绝对价值，转向相对价值是常用的解法之一。
相对价值的核心就是比较相似股票的估值水平，比如说使用同行业的估值水平，来评定一家股票的价值。在这种理论下，增长潜力相似的股票中，估值水平更低的股票可以加码买进。
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解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股市，以上海综合指数为代表，上涨至6000点位置之后，持续大幅度下跌的主要原因之一，而中国的这三年的整体大幅度上涨，到目前依然需要一个流行的解释。这种解释要求能够说服投资人，在今后继续参与这个市场。
现在看来，在基本面分析失效之后，需要一种新的主流意识形态来填补。
这种演进需要中国市场的基础研究者付出更多的努力。这其实是对中国股票市场研究者的一个考验，也是他们在这个市场的存在价值所在。能否提出、能否尽快提出这个新框架，将是评估这些研究机构实力的标志。
回想支持美国20年牛市的中后期发展，是流行的新经济说。“网络效应”、“规模报酬递增”，是其中基本理论的关键概念。那么，支持中国股市持续牛市的要件是什么呢？
回归技术分析，在当前的形势下，已经不足以持续支持整个庞大的市场。
目前基本的判断是：既然经济逻辑已经不再奏效，那么未来市场的主流意识形态，有向着基础理论层面、制度层面、社会变迁层面演进的趋势。
也许，我们在未来可能看到研究者对中国股票市场再定义的新发现；也许可以看到来自于研究者发掘的大型转型经济体下公司运作新特点；也许研究者会发现新全球化体系下的一些新思路；甚至于，整个市场是否能够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挂上钩？
当然这些都是猜测。
关键问题是，即使这些都是事实，但其实现，都需要严格的条件。对于理解新的投资意识形态，还是要重视：无论接受什么假设，获胜的是总是常识——投资是一项竞争活动，就是优势打败劣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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