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东京

经济观察网记者程明霞发自东京 离开东京的那天清晨，在宾馆餐厅吃早饭，临桌一位金发碧眼的老外翻完一份当地的英文报纸《日本时报》（Japan Times）之后，自言自语地说：全日本只有两件事，金融危机和猪流感。

在东京的几日，家人朋友同事频频叮嘱，在日本要多小心，那里流感凶猛。其实我们在东京的几日，每天搭地铁东南西北流窜着访问，并没感觉到这里人人自危。东京的地铁不仅非常明亮，而且惊人的整洁，我很纳闷如此拥挤的地铁何以永远一尘不染，沙发坐垫的座位看上去每天都是崭新的。地铁里也并没有很多人戴口罩，即便在确诊病例陡升之后。

而我们在东京的访问对象，无论是日本政客、官员、大企业主、经济学家、记者、非政府组织，都少有人提到猪流感，话题永远是日本的悲惨境地：“毫无疑问，我们的状况非常非常糟糕，而且还要持续糟糕好一阵子……”——这是无论走到哪里，我们都会面对的开场白。

但除了这个确定无疑的事实之外，我们的许多其他问题几乎都没在东京找到明确清晰的回复，尤其是我们最想得到答案的问题：日本究竟在自己失去的十年中学到了什么教训？——每次我问到这个问题，都只见对方皱起眉头沉思好一阵子，然后叽里咕噜说些不着边际的话。于是直到离开东京，我们对这个问题依然一头雾水。

“谈起美国这场金融危机，人们最常提到的就是30年代的大萧条和90年代日本的泡沫经济，日本失去的十年最近被反复回顾，以期能避免美国重蹈覆辙。那么，你们自己如何总结那失去的十年，现在回头看，你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后，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当我向日本经济新闻社的太田泰彦吐出这个问题时，太田拧着手中的矿泉水瓶盖，半晌不说话，露出和其他人一样眉头紧锁的表情，我忍不住说：“嘿，你们国内究竟有没有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和反思呢？我们在东京这几天，一直在问这个问题，但至今没人给我们个清晰的答案。”

“我们有，我们有，我们有反思的……”太田继续拧着瓶盖、皱着眉头、含含混混地说到。但他之后的回答仍然是日本不能再太过依赖出口等等，并没有具体新鲜的解释。我继续问他，如果日本的出口不可持续，国内市场又已经饱和难以增长的话，日本未来的希望在哪里？太田居然看着我说：“在你啊，在中国！中国市场好起来，中国持续增长，才有日本的希望。我不知道日本人有什么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中国继续增长越来越强大，日本无疑会是巨大的受益者！”

（古川所在的民主党很可能赢得大选上台执政）

古川元久算是我们在东京遇到的少有的直率爽朗的人。年轻儒雅的古川是日本最大的在野党民主党资深党员。曾任职于日本财政部等多个中央政府部门的古川，现在是众议院议员，专注税收与养老金事务。

初见与他换名片时，他看到我的名片，对着我叽里咕噜说了一句非日语非英语的话，我正纳闷，他用英语跟我说：“我正在努力学中文哦，可是学的还不好。阅读对我而言容易些，但口语太难了。”我恍然，难不成他刚才跟我说的那句不成调的话，是中文？

正在学中文的古川貌似比较亲近中国人，开始提问时他首先转向我说：“程小姐，请！”我直言：“我们明天就要离开东京去广州了，但是在日本这几天，有个问题我们始终得不到一个清晰的回复，希望您不会让我们失望，给我们个明确的答案：现在回头去看，日本在泡沫破灭以后，究竟做对了什么？做错了什么？”

“哦，”古川并没有犹豫很久，飞快地吐出第一句话：“做错了什么是显而易见的，至于做对了什么，也许解释起来要复杂些。”

的确复杂。作为执政党的对立党，古川列举了一大把自民党政府做错的事，尤其是自民党政府对农业的保护。而唯一做对的事，在古川看来是对制造业的放手，所以早就了日本汽车与电子制造业的强大。

然而古川和太田一样，将日本未来的期望寄予了许多在中国身上。在美国就听够了中国救美的讨论，在日本我又反复听到中国拯救日本的呼号。古川告诉我，如果他们的民主党在即将到来的大选中击败自民党，接管政权，终结自民党50多年的执政史（从目前形势来看，这很有可能）的话，教育体系的改革会是重中之重，“我会提议日本孩子们在学校除了学英语，还要同时学中文。”

在第二天回复给我的邮件中，他再次提到，“程小姐，中国对日本和整个亚洲都非常重要。我自己会继续刻苦的学习中文。等我下次去北京，我会联络你，希望那时我的中文有进步。”

“中国正在变得越来越强大，我想我是该开始多学习些关于中国的知识了。希望您能常常给我上课，告诉我中国国内的状况……”太田也在给我的邮件中这么写到。他同时说，“我想你们明天离开也许再好不过了，现在猪流感蔓延，逃离东京是个好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