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为自由故

纳狄2014-01-27 12:58

经济观察报 纳狄/文 我们与故乡之间无法长时间亲近,大概是因为两个字:自由。

父母那一辈人,需求是不多的,更无太强烈的自由意识。当年社会铁板一块,去另一个城市生活,鲜有个人冒险为之,一是贫穷,二是思想上有约束。迁徙大多是组织行为,建立小三线工厂,或是支援建设,几百口子背井离乡,从东北到西南,从内陆到边疆,其间一定有困难有矛盾,大家却都习惯了三缄其口,忍了下来。久而久之,即便有潜藏着的自我意识,也不太愿意表达出来,毕竟,在人际网络狭小又密集、经济不发达、物资匮乏的大环境下,不做出头鸟、随大流、抱团取暖是比较安全的生活方式。

当我们18岁,离开家上大学,北京刚刚成功申办2008年奥运会。个人空间的概念,恰恰是从拥挤的大学宿舍里建立起来的,四年的磨合,你清楚地知道怎样防止别人不经同意动你的电脑,有节制地分享恋爱过程,自觉规避他人的敏感词,总之,在默契遵守规则的前提下,有分寸地去主张自己合理的权利。

后来,我们通过互联网、字幕组看到了更多美剧中的日常生活场景——这与电影要传达的某些深刻意义不同,那几乎是美国日常生活的直接展现,不单是喝咖啡吃牛排这么浮于表面的玩意,而是通过各种细节告诉你,什么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只要没违反公司规定老板不能干预男员工穿女装上班,媳妇可以对过度插手小家庭的婆婆说:“请离开我的家,这是我和你儿子的生活,不是你的。如果你继续闯进来,我会禁止你探望你的孙子,这是我的权利。”

必须得承认,一年看五到十部美剧的大学生们,很难不受到自由主义观念的影响,大声发言,发不一样的言也成了时代口号,“just do it”,“我要我的精彩”……广告词永远是迎合社会风潮的,也是正在被提倡的价值观的最佳体现,可口可乐的个性化包装成为年度营销案例,种种明示暗示下,父辈们的缄默早已不被认为是一种聪明的生活方式了。

另一方面,在一线城市里讨生活,从选择房东、选择老板、选择结婚对象、选择新家瓷砖的颜色……几乎所有的选择都是自己完成,凡是过程皆有其意义,当你被抛到这些选择里,除了承担选择可能带来坏结果的忐忑外,还享受了无人打扰的绝对的自由与选对了的成就感,不管结果如何,你的个人空间大到无边无际。在这纠结里迅速成长的我们,自然而然地就完全掌控了自己的生活。这是大城市给予外乡年轻人的财富,必将伴随一生,也终使我们难回故里。

在留守一线城市的子女与期望他们回到家乡的父母之间,深入探讨“成年人的独立空间”这个话题无论何时都会引起一场口水仗——多数父母发誓他们一定不会打扰你的生活,如果你愿意回家的话。

很显然,这对话进行不下去的原因是两代人对“空间”的理解不同。独立的空间并不是简单物化为一个只有自己拥有钥匙的公寓,它牵涉到你做一切决定时的自由度,请注意,是一切决定。

叶文和先生在北京生活了十二年,去年辞职在家做设计,要去买好椅子,花了十五分钟试坐,挑了两把,约定好送货时间就付钱离开。一把椅子五千块,相对于他们的收入来说可以承担,因为二人之前就进行了合理性分析,考虑过使用频率、腰椎健康等因素,所以整个过程很自然,像没有发生任何大事一样。

对于他们来说这的确不是什么大事,和去谈一百万的合同并仅凭两人之力完成相比、和计划一次二十天的长途旅行相比甚至和多年相熟的理发师离开北京了要选择另一家店的苦恼相比,买椅子这个决定完成得太正常,太不纠结,太平淡无奇了,是一个日常的标准化操作。

可这件事如果发生在父母身边,那会是一场持久战,够开一个家庭会议的了,这个嫌贵那个要找熟人买山寨货,完全丧失了半小时解决战斗的可能性。

买椅子是一件小事,但每一次的分手和辞职都可能引发不容小觑的家庭风波,因为在家乡,恋爱和工作都可能牵扯到“介绍人”这个奇特的物种,无端进来了一群热心人,撮合你和陌生人见面,在你父母的拜托下领着你走进领导家中以便在该单位招人考试时放你一马——当你和姑娘分手,面对小官僚和无意义的工作收拾东西走人,无疑是撕毁了父母与那位介绍人之间长达数年的关系证书。小城里挖地三尺,两个陌生人也能找到点关联,这消息传播起来的速度超过你的想象。

北京不一样。在这茫茫大的城市里,和一个不爱的人分离,和一份不合适的工作说拜拜,是多自然的个人选择,有朋友会陪你喝酒,却没有旁的人愿意为此多说一句,匆匆走过的他们或者正要去做这两件事,或者曾经沧海难为水,更多的心里默念着“关我屁事”就兀自扎进生活的洪流里——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关我屁事”四个字真的是盘根错节的中国式人际关系中最大的救赎。所以,持有非传统价值观和人生观的人乐意扎根于此,只同居不结婚的,非异性恋者,自由职业者等等,不被关注和评判对他们来说就是最宝贵的个人空间了。

一定有人说我们矫情。其实自由说起来很大,落在生活里很小。叶文的大学同学李钦,一年只有过年回家,就待四五天,李钦是自由职业,很多事都在家里完成,按理说是可以随时回去的。起初大家是以为他怕冷,不习惯南方没暖气,要么就是怕七大姑八大姨问起房子、婚事,后来细问才知道,是从小就很严格的父母不允许他睡到中午才起来。李钦很无奈地说,“我30多岁的成年人,连决定自己几点起床都不行,这么多年,年年如此。很难理解他们这种固执是哪里来的,起初我想让让他们,后来不干了,我觉得中国的父母剥夺子女的自由完全是被子女惯出来的。”

叶文深化了这个观点:“我家族里也只有我出来读书,其他兄弟姐妹都留在家里,30岁的人了还跟爸妈住在一起,晚上还有门禁,短途旅行都要申请他们同意。自由的消失是因为不敢自食其力,担心找不到跟家里一样舒适的房子,一面羡慕我的生活,一面不愿意像我当年一样放弃物质保证,去经历可能的艰辛,通过这个过程换取做决定的权利。出来读书的人为什么不愿意回去?因为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不同了。从我们自己的发展来说,肯定是留在北京最好。我爱父母,关心他们,希望他们去旅行,学会上网买东西,打打小麻将,总之过他们自己的生活,别总是把眼睛放在我们身上。”

叶文和李钦的观念里有很明显的西化成分,他们认同人应该将大部分的精力关注到自己的生活里,这样大家都有更好的生活。如果在家庭集会上交流这个话题,很可能会被批评是不孝子。我们不去评判价值观的高下,也许生活在小城里的亲人们压根就不需要这么多自由,不需要那么多个人空间,也不需要“半小时就买完价值一万块的椅子”的效率,他们需要的是家族里紧密的联系带来的安全感和充实感,这便是我们最大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