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梁捷/文  数十年前，一个学者若是没有什么师承门派，会是一件挺奇怪的事，也难以跻身一流学者行列。但到了今天，再讨论一个学者的师承门派，又变成一件奇怪的事。因为今天欧美一流大学教师的流动性比过去增强百倍，大学根据自身排名与教师发表论文数量相互“匹配”，而与大学传统、教师本身观点没有什么联系。一个学者只要能发表一些不错的论文，多半就会转投排名更高的大学，获取更多的学术资源。

与此同时，“学派”也不再是一个完全正面的概念。在互联网时代，知识可以免费地迅速传播，所以“学派”原本包含的传承不再重要。相反，“学派”所包含的相互认同、相互合作倒反映出几分“排斥异己”的味道，很多大学避之唯恐不及。甚至对一个学者而言，保持学术观点的一致性或连续性也已成为过时要求。只要一个学者能在顶级期刊不断发表论文，观点的一致性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这种背景下，对诸如“芝加哥学派”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可以脱离现实顾忌，直接进入思想史范畴。真正的经济学学者不必关心奈特、哈耶克或弗里德曼与今天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关系。两者之间没有联系。或许有一些潜在联系，比如现在经济系的明星列维特（Steven Levitt）、李斯特（John List）所关心的实证问题，是否与当年芝加哥城市社会学学者的研究初衷相类似？或许有一点，芝加哥仍是那个芝加哥，可这已不是人们提起“芝加哥经济学”时所关心的问题了。

芝加哥大学的教育革命

芝加哥大学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学。19世纪末，美国掀起一阵高等教育革命，新建了许多所大学，由洛克菲勒投资的芝加哥大学是其中最引人瞩目的一所。1892年，芝加哥大学正式开学。它不像东部那些历史悠久的大学一样要背负传统的大学义务。从一开始，芝加哥大学就把自己的目标定位在“推动人类知识的进步”。或许芝加哥寒冷的冬天也是一个有利条件，可以使学者心无旁骛地在办公室做研究。所以很快，芝加哥就成为美国的一流大学了。

但我们讨论“芝加哥学派”之前，还需要对这个概念做一番梳理。除了经济学以外，社会学、建筑学、教育学乃至一些自然科学都认为存在“芝加哥学派”。而在经济学圈子里，上世纪60年代以后，以经济哲学家奈特（Frank Knight）为首的一批倾向自由主义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包括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迪雷克特（Allen Director）、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更年轻的贝克尔（Gary Becker）、卢卡斯（Robert Jr. Lucas）活跃在学术界和媒体上，再加上同在芝加哥任教的哈耶克（Friedrich Hayek ）、科斯（Ronald Coase）等，被人们称为“芝加哥学派”。

芝加哥学派这个提法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在60年代之前，各类学报或者经济思想史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芝加哥学派”。是否倾向自由主义，在一开始并没有成为判断一个经济学家立场的重要标志，何况当时学界主流还都沉醉于凯恩斯主义的迷梦之中。到了60年代以后，随着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效果产生怀疑，芝加哥这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挺身而出，以自由主义的立场批评当时美国的主流经济政策。

70年代以后，这些被认为属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陆续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了学界的承认。其中甚至包括并不属于经济学系的哈耶克与科斯，所以很少有人再会质疑他们的学术地位。可在当时，他们还没有获得如此高的荣誉地位，仍只是一个右翼激进的小团体。斯蒂格勒当年写过一篇文章“是否存在一个芝加哥学派？”，回应面临的一些批评。他认为公众对所谓“芝加哥学派”的主要印象来自于弗里德曼的一些言论，却并没有认真研究这些学者的思想来源。

古典与现代交融的自由主义

正本清源，芝加哥学派的思想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瓦伊纳（Jacob Viner）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瓦伊纳是战前芝加哥大学最重要的经济学教师，弗里德曼读书期间曾深受他的影响。众所周知，萨缪尔森在战后形式化凯恩斯的思想，彻底改变了经济学的面貌。而瓦伊纳则还是穆勒、马歇尔那样深具古典气息的学者，一直系统性地运用古典方法分析日趋复杂的经济学命题。但他的古典自由主义立场坚定不移，始终能在嘈杂争论中厘清自身的判断。

第二，就是众多诺贝尔奖得主的导师，奈特。与瓦伊纳相比，奈特积极主动的个性使得一大群聪明的青年学者环绕在他周围。奈特是个崇尚理性的、坚定的经验主义者，不像瓦伊纳那样背负沉重的神学负担。瓦伊纳继承的是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传统，而奈特完全是从美国商业史研究中成长起来，他的成名作《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即体现了这一点。奈特并不擅长数学，但他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有着清晰认识，指出经济学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准确预测”而非精致模型本身。后来，弗里德曼写过一篇非常著名的文章“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正是继承和发展了奈特的方法论。

第三，自然就是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在很多人看来，当我们在讨论芝加哥学派时，我们讨论的其实是弗里德曼。以至于萨缪尔森曾试图纠正说，存在两个芝加哥学派，在评论时应当加以区分。一个是瓦伊纳、奈特等许多芝加哥经济学家，另一个则是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持续数十年地发展他的货币理论、批评凯恩斯主义，还研究消费理论、失业理论、菲利普斯曲线等。所有这些理论，最终都导向自由放任的结论。

所以在弗里德曼学术生涯的中后期，研究和传播自由主义理论亦成为他工作的一部分。更多普通读者是通过1962年出版的通俗读物《资本主义与自由》或者电视节目《自由选择》来认识弗里德曼，并不了解弗里德曼在宏观经济学领域做出的具体贡献。事实上，弗里德曼思想的精髓不在于结论，而在于方法论。弗里德曼与奈特一样，本质上亦是个经验主义者。许多与他有交往的学者都证明，弗里德曼对于理论抱有非常开放的心态。正因为他的理论模型与实证结果在自由主义前提下几乎必然地导向更优结果，才使得他确信不疑地坚守自由主义，并主动在全世界加以推广。

芝加哥学派与奥地利学派的纠葛

从这个意义上说，弗里德曼确实是最能代表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但芝加哥学派却不仅是弗里德曼。认识芝加哥学派还必须认识它的第四个来源，即芝加哥经济系之外的学者，例如思想委员会的哈耶克与法学院的科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也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部分。哈耶克与科斯在经济政策上的立场确实偏向自由主义，与弗里德曼等人一致。但他们得出该结论所用到的工具却与弗里德曼大为不同，不可不察。

哈耶克的身份比较特殊。他是奥地利学派第三代掌门人米塞斯的嫡传弟子，真正的奥地利学派继承人。同时，他与弗里德曼等人同在芝大工作，又是重要的自由主义组织“朝圣山学社”的主要组织者，关系不可谓不密切。所以哈耶克身上总是兼有奥地利学派和芝加哥学派的标签。但我们如果从根本的方法论角度辨析，哈耶克无疑仍偏向主张演绎法的奥地利学派，绝非服膺经验主义的芝加哥学派；科斯走的则又是另一路。科斯很少对经济政策加以表态，只是一再强调经验研究的重要性，鼓励大家抛弃数学演绎的“黑板经济学”，走向真实世界。

所以埃布斯泰因在《芝加哥经济学派》一书的最后，特意收录了“弗里德曼论哈耶克”以及“萨缪尔森论弗里德曼”两篇文章，帮助读者进一步澄清这些人之间的思想联系。弗里德曼表示，他觉得米塞斯的性格极为迷人，他几乎赞同米塞斯的所有观点，却完全不能接受米塞斯狭隘、专制的方法。哈耶克早期是米塞斯主义者，后期逐渐有了改变，可弗里德曼也觉得他的思想变得越来越含糊不清，自由主义的特征已变得模糊。

这种矛盾性和丰富性，正是研读思想史研究的魅力所在。很多研究奥地利学派的书里都会提到这个故事。当年哈耶克组织了第一届朝圣山会议，同时邀请了米塞斯和弗里德曼等人参会。会议开到一半，米塞斯就怒气冲冲地站起来指着弗里德曼说，“你们都是一群社会主义者！”，说完愤而离场。现在《芝加哥经济学派》又为我们提供了故事的另一面，弗里德曼眼中的奥地利学派。

知道了故事的两面，我们的阅读和思考才算真正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