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文

现在每年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多、越来越细，在很多细分专业领域内都有大量精彩的作品，但是大众的关注力被越来越少的明星图书所吸引。所谓的“长尾效应”日益突出，即绝大部分重要的书，阅读者都寥寥无几。读书人之间的交流随之变得困难起来，因为“公共性”知识的增长在不断减缓，各人所学所知都有所不同。所以，我想结合过去一年的阅读，尝试着探讨几个我所关心的具有“公共性”的问题。

宏观大历史

在过去几十年里，历史学细化分工的趋势特别突出。对于治中国史的学者而言，第一步是断代，即先确定一个较短的朝代或时期；第二步是方向，即选择一个专业领域切入进去，例如思想史、经济史、社会生活史等等。这种分工的结果，自然导致了大量深入、细腻的学术成果，但不可避免的后果是，学者们对历史总体面貌认识不清。

曾有一些研究经济史的学者告诉我，现在要给学生开“中国经济史”这门课就很头疼。一方面，自己主要研究明清，对古代历史极不熟悉，没法上课。另一方面，即使讲明清经济史，那会涉及田制、财政、货币、人口、漕运、贸易、工业等诸多问题，自己也不可能在每一个方面都有研究。所以到最后，“中国经济史”实际就变成“明清经济专题选讲”了。

学生对此不满，教师也对此不满，所以这些年来，宏观历史研究在悄然复兴。虽然没有人有能力对长时段历史的各个方面都做深入研究，但在一些有包容力、解释力的框架之下，尽可能吸收国内外学者多个角度的最新研究，仍然能写出极精彩的通史类著作，让学生或读者对此先有一个全面把握。

去年引进出版的《姚著中国史》就包含了这样的野心。此书由台湾学者姚大中所著，从远古一直写到清代，煌煌五册，两千余页。由个人之力撰写如此通史，在中国学术史上还比较少见。我们常见的各种通史，都是由主编召集一群著名学者，分卷安排，规定体例，然后分头撰写。这样的著作不容易出错，却也比较平稳，很难体现作者、编者的统一史观。

而完全由个人撰写的通史就不同了。以这套《姚著中国史》为例，就不是以四平八稳的断代形式书写。我读完第三卷，发现竟还没写到唐代。整个第四卷全部在写唐代，而第五卷就把宋元明清一网打尽，一直写到“近代中国的建立”。如此章节安排，并非作者写到唐代以后就力不从心、草草收尾，而是包含了作者从民族融合视角看历史的宏观史观。

以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国”为例，这一卷主要在讲北方草原民族的历史，也在讲西域民族和西域小国的历史。匈奴是一个与秦汉同样伟大的王朝，它幅员辽阔、历史悠久、沟通中西，只是由于文字记录不发达，我们过去对它所知不多。现在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我们对其了解逐渐深入，也能更好认识它与汉族之间的冲突与融合。姚大中认为，真正的中国史就应该包括匈奴历史，包括戎、羌、氐、月氏历史，替这些湮没在历史尘埃里的民族发声。所以才有了这一卷，看似游离在传统中国历史叙述之外，实则是对传统汉族中心史观的重要补充。

在中国史领域需要如此大规模的创新挑战，在外国史领域就更是如此。前几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孙隆基有感于上课缺乏一本好的世界史教材，于是开始着手撰写一套三卷本的《新世界史》。前两年已经出了第一卷，去年出了第二卷，据说第三卷也在紧锣密鼓地撰写之中。第一卷出版时，大家发现竟然只写到公元前后的古罗马。事实上，孙教授也把自己多年来研读历史的史观融入其中，每一章都有新东西。

世界史领域发展非常快，几乎每个领域这几十年都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学者的接受速度总体要慢几拍。近年来，国内对世界史的翻译引介速度有所加快，但还远跟不上变化。世界史涉及内容太广，要全面掌握一手资料来书写，绝无可能。所以重要的是史观和分析框架，在此基础上融入近年来的重要新发现，才能使世界史体现出一番新面貌。孙教授的史观主要体现在注重各个文明的连接，从不同文明之间的互动联系入手，作出跨区域的总结。以第二卷为例，孙教授把秦汉、贵霜、安息和罗马贯串成一条文明带，联系在一起加以论述。过去无论从东方看西方，还是从西方看东方，往往限于从一点看另一点，只知希腊却不知“希腊化地区”。孙教授强调，亚历山大东征之后的希腊化文明横贯欧亚大陆，无论基督教还是佛教中的大乘佛教，都是这个希腊化文明的产物。文明日后所见的文明截然不同，但追根溯源，利用最新的考古、文献、地质学、人类学方法，最终可以对人类文明有更深刻、更整全的认知。

中西的交通

孙隆基的看法与目前方兴未艾的“一带一路”讨论颇有契合之处。这两年，关于“一带一路”的展览、出版都很火爆。北京故宫做了阿富汗国宝展，上海博物馆在年末又做了关于贵霜帝国的展览，把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巴基斯坦等西域以西这片很多人都感陌生的区域带入公众的视野。

在这股潮流的带动下，我也读了很多有关佛教造像的著作，最新一本是阮荣春、张同标所著《从天竺到华夏：中印佛教美术的历程》。中国佛教造像在历史上经历了很多个阶段，梁思成等前辈已有精辟总结。而今日我们所能见到的佛像，不论大型石窟还是金铜佛像，都远比梁思成时代要多得多，认识也要更深入。

最早的佛像主要诞生于印度和巴基斯坦、阿富汗等交界地区，即所谓犍陀罗地区，与大乘佛教一同产生。日本学者宫治昭在《犍陀罗美术寻踪》中对此有过深入分析。所以我们在讨论中国北朝佛像与印度犍陀罗佛像异同时，不应简单停留在他们都有希腊化痕迹这个特点上，而应该更具体地比较细节，思考佛像在时空中的传播过程。

阮荣春最早指出，佛教除了从丝绸之路传入北方中国以外，一直还存在一条南方传播之路。我们今天在一些四川出土的铜钱上可以看到佛像，从东吴的一些青瓷罐上可以看到佛像，时间都早于北朝佛像，样式也有所不同。阮荣春等在《从天竺到华夏》一书中更全面地阐释了佛教南方传播之路的意义，让我们对于中国、印度、中亚地区在古代多方位的交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无论佛教本身的教义，还是佛像造型特点，都发生了微妙的改变。我们通过现存佛教造像实物重新考察佛教，同时也重塑了中西交通史。而另一本小书也带给我同样的感触，那就是台湾学者陈慈玉的《生津解渴：中国茶叶的全球化》。这本书虽然薄，但研究极深入，作者把数十年的研究心得用最浅白的话语写了下来。

茶叶原产于中国，被发现有提神清醒的功能也不过是隋唐时期的事，而真正普及化，变成大众饮料，那更是宋明时期的故事。茶叶在17世纪传入欧洲，在英国等地产生巨大影响，全民不分老幼贵贱都开始迷恋喝茶，形成了强大的茶叶文化，至今不衰。英国长期从中国高价进口茶叶，并不断派出“茶叶大盗”，试图探究制茶奥秘，移植中国茶树。这项工作直到19世纪中叶才由苏格兰人福琼完成。他采集中国茶树苗后，经历无数艰辛，终于在印度成功种植，并且生产出可替代中国茶叶的印度茶叶。

这个茶叶的故事，是一个把全世界各个地方都串联起来的故事。故事的一头在英国，另一头在武夷山区，但中间经历了印度和东南亚各国，东印度公司、十三行、传教士、中国茶农都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了这个茶叶全球化的故事中，甚至导致美国独立战争的“波士顿倾茶事件”，多少也与茶叶的全球化贸易有关。

陈慈玉非常清醒地把这个故事一层一层地介绍给读者。把中国茶叶源源不断贩卖到欧洲的主要力量，是大量东印度公司的货船。这些货船冒着极大的海上风险，去追逐暴利。他们的行为极重要，也留下大量贸易档案，而一般的史书上却少有提及。在研究这个问题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注意各个地区政治、经济、制度、技术等方面的变化，甚至还要注意茶叶本身的变化。中国人过去一般都喝绿茶或者乌龙茶，而把茶叶贩去欧洲，为了确保质量，逐渐演变成发酵更重的红茶。而欧洲人也慢慢形成了与中国人非常不同的饮茶习惯。

从茶叶的全球化中，我们可以读出大量历史演变。同样的，在读另一本关于中国海关历史的书时，也会对中国近代经济产生全新认识，这本书就是剑桥大学历史教授方德万所著的《潮来潮去》。

清代财政原本主要依靠田赋，但太平天国叛乱使得清政府失去了对一大片土地的控制，而且江南土地原本是田赋最重要的来源地。就在清政府一筹莫展之际，他们突然发现了海关关税这个新兴财政来源。但是英国提出，总税务司必须由英国人担任，一开始是李泰国，后来是赫德。清政府很快同意了，而英国人在这个岗位上一做就是数十年，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的海关制度。直到晚清，关税收入一直是仅次于田赋的中国第二大财政来源。

方德万注意到，海关以及赫德等人不仅对中国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也是帮助中国进入全球市场，以平等的民族国家身份加入国际体系的重要推手。因为中国有了符合国际规范的海关，中国才能加入诸多国际组织。此外，海关职员在工作之余，也做了大量的翻译、交流的工作，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的学术水平。所以，方德万的目标不是写一本单纯的中国海关史，而是试图从中国海关的视角出发，展现晚清到民国历史的一个重要侧面。这本书的份量变得沉重很多。

自然与生态

晚清财政问题，又与另一个我所关心的问题有关，即中国的自然生态问题，尤其是中国的水资源问题。从明到清，中国每年的财政支出中，必定有不下10%的资金投入到治水之中。从南宋起，黄河向南摆动，夺淮入海。这样一来，黄河与淮河争夺同一条河道，导致黄河、淮河几乎每年都要泛滥决口，苏北人民苦不堪言。明清两代无数贤臣都致力于治水，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明代的潘季驯与清代的靳辅。潘季驯深知黄河泥沙的挑战，提出了“束水攻沙”的治理方针。他在今天洪泽湖一带修建高家堰，一方面利用淮河的清水冲刷黄河带来的泥沙，防止淤积，一方面修补黄河，固定水道，终于暂时缓解了黄河危机。百年之后，康熙时期的靳辅继承了潘季驯的治水理念，再一次缓解黄河所造成的威胁。

但是靳辅之后，中国再无治水能臣，水患日益严重。咸丰年间，黄河决口，终于北摆入渤海。而淮河水道淤积，又给苏北人民带来新一轮的灾难。美国历史学者佩兹就对黄河与近代中国的关系很感兴趣，以此为主题写出了《黄河之水》。

佩兹将晚清直至当代的黄河治理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黄河似乎一直那么桀骜不驯。潘季驯和靳辅并没有完全将它治服，民国时期无数的西方水利专家也都没有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建国之后，三门峡也好，红旗渠也罢，一系列人为的水利建设也都在自然力面前碰壁。但是到了最近这几年，黄河的问题突然出现了转机。黄河断流了，而且是经常地、严重地断流了。无源之水自然再也产生不了多大危害，但北方人民很快就要陷入缺水这另一类型的生态危机。

《黄河之水》揭示出的生态危机，又与另一本去年的畅销书产生联系，那就是克林格曼所著的《无夏之年》。1816年，印尼爪哇岛上的一座火山爆发，直接导致9万人丧生。它所释放的能量是当年广岛原子弹的8000万倍，也是人类目前所知道的最猛烈的火山爆发。它所产生的240立方公里容积的浓尘在整个大气层散开，使得阳光黯淡，气温下降，导致全世界范围内连续数月发生天气巨变。历史上，很多国家都将这一年称作“无夏之年”。

雪莱的夫人玛丽·雪莱当时正在日内瓦度假，因为天气原因无法出门，所以专心写出了著名的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而英国著名风景画家特纳因为目睹天气导致落日颜色的改变，创作出著名的“落日”系列。这一年，中国的大片地区也都出现了灾荒，史书上将其称为“嘉庆灾荒”。作者精心把这一季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故事编辑起来。似乎每个人都在这个特别季节中有特别遭遇。虽然当时并没人知道，这一切都源自远隔万里的一个岛上的火山爆发。

《无夏之年》使人浮想联翩。两百年前，一次火山爆发就把全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从气候危机到金融危机，从政治观念到族群关系，人类的命运更是时刻联系，难以分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