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源：IC photo)

叶盛/文

马基雅维利对大众来说，可以说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他的名字几乎出现在每一本政治思想史的章节里面，甚至被学界誉为“现代政治科学之父”。说陌生，是因为太多的人对他的理解还都是似是而非，东鳞西爪。市场上充斥的解读五花八门又彼此矛盾，也使得人们对马基雅维利及其思想倍感困惑。毫无疑问，不管是他后世的名声还是困惑都起源于那本惊世骇俗的小册子《君主论》。《君主论》显然固化了人们对马基雅维利的普遍看法：一个权谋玩家或者权术的倡导者，教唆君主们使坏的卑鄙之人，甚至心理阴暗、病态。这是道德论者对他的看法。另外，他在政治上的“污点”还与君主制联系在一起，认为他是君主制的拥护者。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马基雅维利的的误解和曲解都来自于对特定历史和观念史背景缺乏了解。如果我们不将思想观念的理解置于其历史的语境里，如果继续只停留在文本字列行间的所谓“精读”的话，我们是无从入手理解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君主论》的。本文将着重阐述在马基雅维利的评价中普遍被忽视或者罔顾的三大历史背景，来说明他是在什么样的前提下写就的，他的真正意涵是什么。

首先一个经常被忽视的历史背景是意大利城市公社从创建到蜕变、由盛及衰的演绎。正是这段政治历程成为马基雅维利思想观念汨汨涌现的“河床”。

在整个中世纪，意大利半岛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自8世纪末，半岛的中北部地区以“意大利王国”的名号归属于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但9世纪后，随着法兰克王国的离析和中央政权的式微，中北部地区的权力日趋碎片化。到了11世纪，随后继而代之的东法兰克王国（即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也越来越失去对那里刚刚兴起的城市的控制。

借力于工商业大复苏和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中北部的意大利城市开始自发地生长出一种自我治理的全新秩序。这种独特的模式基于城市市民的平等原则，而不再依附于王权或贵族，与西欧大部分地区的基于领主-附庸的封建性权力等级完全不同。城市市民和市民团体结成宣誓联盟性质的集体性政府——公社，推选自己的官员进行自治管理，史称“城市共和国”。

但是，经历过一二百年自发秩序的探索和“实验”后，城邦依然困境百出、危机重重。城邦间冲突、神圣罗马帝国与教皇两大势力之间绵延不绝的斗争及其对于中北部地区的介入等等，使得意大利半岛呈现出走马灯般的政治纷乱。相对于外部压力，城邦的内部矛盾似乎更为致命。一方面公社政府本身由于任期过短等体制缺陷，缺乏基本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绵久激烈的城邦内部派系冲突更是造成公社政权的严重动荡。在内忧外患的大背景下，城邦政权处于脆弱涣散的乏力状态，甚至连生存下去都成问题。

大约在从13世纪后半期到14世纪，城邦政体在上述的窘境中逐渐向类似“强人政治”的模式蜕变。一个显而易见能解决孱弱城邦之危的办法，就是把城邦的命运托付给一个强人或者其家族来统治，通过相对强大的政治集权来实现对内的秩序和对外的和平。当时这一模式被称为领主制（Signorie），后世也称为僭主（despot），由此揭开了意大利中世纪后期僭主政治（类君主制）的序幕。

这种与西欧其他地方迥异的城市政治历史使得意大利成为唯一有机会对政制竞争力进行历史比较分析的地方。

马基雅维利降生时的佛罗伦萨，名义上依然为“共和国”，事实上是美第奇家族的僭主统治。与早先的共和时代相比，其统治还相对稳定。1494年法国的入侵结束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佛罗伦萨恢复共和传统，又开启了不稳定的共和“实验”。1498年，马基雅维利步入政坛恰逢此时。共和政制的回归重新打开了内部纷争的潘多拉之盒。1512年，美第奇家族复辟，共和政权覆灭，马基雅维利被迫退出公职。1513年，他开始写作《君主论》。

作为文艺复兴人的马基雅维利不只是浸染于时兴的古典文化，跌宕起伏的中世纪城邦发展史和古罗马历史一样为他提供了解释并指导当今政治事务的历史素材和视角。面对秩序的现实困局，他对政体（包括共和政体）的思考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危机意识。熟读波利比阿《历史》的他相信：尽管共和国是宇宙秩序的映照，但与任何政体的蜕变一样，共和国的衰败也同样地不可避免。也许古代的政体蜕变更替的理论影响了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共和秩序崩塌之后，需要借助君主制的权力集中来重建秩序。

16世纪初动荡的几十年是驱动马基雅维利写作《论李维》、《君主论》两大著述的主要动力。在传统的政治思考中，共和制与君主是彼此对立的。但是马氏没有拘泥抽象的政制比较和分析，在排山倒海的危机面前，马氏最关心的莫过于城邦的生存和秩序的重建。

脆弱的政权无力应对政治新格局并支撑起秩序是马基雅维利最感焦虑的。当共和政体无可奈何地衰变为无序或软弱，或者正如1494年之后意大利乱局所契合的时刻，马基雅维利认为需要有一位强有力的、借助德性（Virtu）直面命运的领袖来重建意大利的秩序。对于处于乱世、决意追求共同体之善的英雄（无论称之为先知还是立法者）来说，缔造新秩序就必然要求大权独揽。

15世纪后期，西欧大君主国强有力的政权在阿尔卑斯山之北正横空出世。马基雅维利已经隐约感受到来自北方的一种全新的秩序模式。所以，《君主论》中的君主是非同凡常的君主，他既非中世纪传统的良善君主，也非奴役民众的僭越者或者暴君。马基雅维利将他作为一种符号，赋予时代的新观念。他将完全以救世君主的形象成为新秩序的奠基者，正如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的末篇章所期盼的先知，如带领以色列人的先知摩西和罗马城的创立者罗慕洛斯。

认为马基雅维利是君主制拥趸的看法，本身也犯了“时代错乱”的错误。以今人的政治标准来给历史认识贴标签，抹杀了在马基雅维利时代君主制是一种完全可以被接受的政体的事实。马基雅维利在其《佛罗伦萨史》中还提到过政体选择的适用性问题，认为选择何种政体需要考虑具体情形。所以，在他的眼里君主制和共和制并不是完全对立的。

将马基雅维利认作倡导权术的黑典型甚至始作俑者的认识是错误的。只有理清权术话语的发生史，我们才能了解马基雅维利并非通常想象的孤僻的、道德上的另类怪人，他仅是所在时代的一个代表而已！

在中世纪，政治沦为宗教的婢女。在上帝主导天上和人间的秩序与权力的年代，人世间自构的政治秩序几无一席之地。即便是世俗君王，也不得不将自己笼罩在神圣光环中获得统治的正当性。为此，基督教伦理意义的良善君主成为以上帝代理人自居的君王们理应效仿的楷模。因此，早期出现的、跟《君主论》同样体裁的君王宝鉴，基本上都是劝“君”为善的告诫。简单地说，这是一种神学政治的话语。

在13世纪之前的意大利，另一类话语则是通过古罗马传统政治思想的碎片，特别是西塞罗的“政治人的美德”思想流传下来的。与北部城市兴起的自治公社实践相呼应，当时的学者运用政治美德来塑造民选的公社执政官的楷模形象。到13世纪中期，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尼克马可伦理学》、《政治学》拉丁语译本的引入和传播，这种以共同善为核心的古典共和政治话语得以深化。政治的责任在于实现善，政治便是创建美德生活。

上述基督教君主和善的政治这两种话语，尽管其间有别，但也有一个共同点：皆鲜明地以伦理道德为旗帜。

意大利中世纪尝试的城市公社本质上是个人和民间团体自发结成的政治联盟（共同体）。正如马基雅维利理解的，共和国是个人的复合体。“私”是公社联盟的基础。“私”能聚合生成秩序，也能驱动纷争。在“君不再临”的天下，私人间的冲突和暴力比任何地方都为猖獗。马基雅维利也认为个人意志与公共秩序意志间的不可避免的张力是共和政体衰败的原因。

事实上，共和政体并不能遏制私人团体攫取利益和权力的冲动。在城市内部，家族、行会、宗教团体、帝国派、教皇派等众多的自治团体和政治集团间的派系斗争最终成为城邦的沉疴。尽管同顶共和之天，这些团体也不愿意将他们内部的法律和特权让渡给公社政权，他们像对待私人事务一样对待公社事务，公共制度时常沦为派系斗争的工具。在追逐私利的、所谓“腐败”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传统的话语显然越来越脱离现实。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注重操纵公共生活、控制公民的政治手段的通达效果、忽视道德或正义准则的权术新话语开始来补充或者替代传统的政治话语。

我们现在会将英文的artofstate直截了当地译为“治国术”，但是当时的“state”（即意大利语的“stato”）尚没有“国家”的含义，更多是权势和统治之意（而且本身也演绎自stato的本义：状态和地位）。

14世纪，随着各城市共和事业的凋落和强人统治领主制的确立，权术话语日渐发达。在跌宕艰险、纷乱动荡的局势里，不管统治者、贵族豪门，还是一般市民，都希望获得或多或少的权势或地位（state），而获得较高“地位”的通行办法是依靠婚姻、家族、朋党和庇护关系。充斥市场的回忆录和书籍也指导人们如何获取“地位”。而要获得地位或权势，便要懂得“权势的艺术”，即权术。中文的“权术”两字正巧表达得恰到好处。

剧烈的权力之争造成的不安全感让意大利人深刻地体会到城市内外斗争中充分表现出来的“权势”的力量。人们在动荡的社会生活现实前意识到，必需依靠“权势”和权力，才能保证生存和安宁。依附于强大的庇护人成为生活的必需。政治中的血腥暴力使得缺失“合法性”的每一个僭主家族都感觉到自己象坐在火山口上。这些都为实现自我保存以及权势维护和扩张的权术话语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在15世纪充斥着权术的佛罗伦萨历史中，美第奇家族便是成功的典范。创始人考斯莫就是凭借高超的权术，通过党羽从幕后操纵着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

在马基雅维利的时代，权术尚为一种不宜公开的语言，只在私人谈话或信件、城邦私密政务会的备忘录里面出现。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直接而广泛引用的权术话语只是点明了政治与伦理之间的天然张力，因此被认为定义政治的古今之变的第一人。

第三个我们需要勾连的背景则是马基雅维利面临的即时场景——发生在阿尔卑斯山之北的“国际政治”新局势及其对意大利构成的新危机。

西罗马的帝国建制瓦解后，经过漫长中世纪，西欧的王权逐渐崛起，国家建制（state-building）也在发育。到了15世纪后期，被后世称为“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君主国在西欧脱颖而出。首先，英格兰、法兰西通过百年战争的洗礼，一马领先。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合并结果是西班牙半岛的统一。西方终于出现了 1.0版本的现代国家——王朝国家，也标志着西欧强权争霸时代的到来。

旧式的王朝争霸在延续，中世纪的王朝战争转身为“现代国家”间的战争。军事和武器的革新使得战争能力飞速提高：步兵成为军队的主力；热兵器在改进；攻城速度在提高。这些都为大规模的快速战争创造了条件。城墙，这一中世纪的城市防御工程，已经不再能防御新型的进攻了。在王朝争霸中，北方列强的眼光最后落在了富裕、文明而政治军事上脆弱的意大利半岛。

尽管意大利北部星罗棋布的自治城邦已从12世纪的二三百个整合到15世纪的三大政权（米兰公国、威尼斯共和国和佛罗伦萨共和国），但是相对于北方的大君主国，显然还是小邦国。半岛北部的三大政权和中部的教皇国、南部的那不勒斯王国形成15世纪中期事实上的“意大利均衡”。

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不仅打破了数十年半岛的和平均势，而且改变了一切。当法军用装上轮子的新式大炮轰开城墙的时候，意大利守军惊讶地发现中世纪年代攻陷城池需要的时间已从数月缩短至数日，甚至几个时辰了；向来勇武的雇佣军骑兵在布阵有方的瑞士步兵面前束手无策。

泱泱“文化大国”意大利的脆弱完全暴露在强权和武力之下。马基雅维利的母邦佛罗伦萨在法王的勒索和保护下，苟延残喘。这一切对于当时像他那样敏感的意大利精英们带来的心理阴影无疑是毁灭性的。这一巨大的创伤，在《意大利人》一书中被作者与我们熟悉的鸦片战争造成的创伤相比较，得到了透彻的表述：

“它引起了不可预测的连锁反应，并且为长期的外国干涉、流血冲突、内战和起义开辟了道路。英国人（和查理八世同时代的法国人一样）让全世界看到了一个伟大民族的无能，外国人可以毫无危险地在那里掳掠大量战利品。让全世界看到了这些创造出高度文明的个体消极无为的软弱性；他们不能紧密团结成一个有内聚力的集体，发挥集体的作用；他们甘心听任粗暴的、残忍的、铁石心肠的侵略者的摆布”

在意大利人或者马基雅维利的眼里，意大利的悲剧并不是由于其他可以合理解释的原因造成的，完全是强权外加造成的，而且是赤裸裸的武力。著名的意大利战争持续了60年之久，几代人都目睹了赤裸裸的权力游戏是如何在意大利上演的。对于有如此体验的人们，是很难讨论政治中的道德的。引用马基雅维利的话，“在恶人中很难以好人的态度生存下去。”这是相当坦诚的，毫无虚伪之处。就像他在《论李维》表述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要拯救祖国，要不计荣辱、不择手段地保卫祖国。…凡是一心思虑祖国安危的人，不应考虑行为是否正当，是残暴还是仁慈，只荣耀还是耻辱。”

对于浸染在古史里、崇尚古罗马“先辈”显赫武功的马基雅维利来说，这次“蛮族”入侵只是更让他看清了权力的真相以及权力在塑造政治现实中的作用。

对于道德性这项指控，马基雅维利无意将他能领悟到的内在矛盾上升到政治哲学的角度。但是我们作为也许更有见识的观者，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类各种价值观在历史场合中的冲突。显而易见地，当人的生存、社区的生存、起码的秩序或者文明价值等等受到严重冲击的时刻，政治中的道德法则就会让位，不再成为主宰政治行动的法则。

以现实主义的眼光，马基雅维利看到的传统政治法则的困境是：若处身于没有德性的人之中，良善君主的善行反而会导致其挫败。也就是说，在政治层面，为了实现特定的目标，良善者在必要之时可以为恶。

《君主论》昭示着西方未来的政治走向，马基雅维利的犀利言论准确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强调道义或者共同善的旧时代正在结束中，追求个人的利益成为新的原则；秩序构建不再依靠道德，权力才是最终的话语者。在无序的时刻，面对意大利四分五裂、权力解体的困境，面对强大的君主国邻邦，作为名副其实的意大利爱国者，他强烈地意识到创建新秩序的迫切性以及权力在构建新秩序中的重要性。对于权力的热望并不是马基雅维利政治的全部，他面对“扭曲了的”现实产生失焦甚至观点的扭曲，是能够从历史的角度被理解的。

他期盼着伟大君主的问世，在《君主论》的末章异乎寻常地充满了他天启式的断言和满含激情的呼吁——意大利被“蛮族”凌辱的悲惨境遇已经到了极限，以至于救赎者必定现世。他的方案很简单、现实：作为新秩序的缔造者，这位救世君主必须毫不留情地获得权势，整合权力，注重军事改革，统一并解放意大利，以免重蹈一次又一次的灾难。

正如所谓“时势造英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显示的政治思想的天分实际上与他的境遇、他所掌握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的。观念产生于具象的历史环境中，只有我们将观念和观念发生的环境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更透彻地理解观念的真正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