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李静 北京报道 一场种业翻身战，在今年开年即被打响。

2月2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以下简称“一号文件”），提出种质资源保护、育种科研攻关和种业市场管理等细则和措施。这也是继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后，再次对打好种业翻身仗作出的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

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深入实施农作物和畜禽良种联合公关。实施新一轮畜禽遗传改良计划和现代种业提升工程，加强制种基地和良种繁育体系建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研究员魏后凯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从农业发展角度来讲，种业相当于工业界芯片，是国家战略性、基础性核心产业。过去中国在育种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仍有很大差距，一些农产品种子长期被国外跨国企业垄断。提出种业现代化，对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稳定供应和提高农产品国际竞争力有着重要意义。

近年来，“洋种子”逐渐占据中国市场。许多餐桌上习以为常的西兰花、胡萝卜、甜椒等蔬菜都是来自国外种源。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报告显示，2018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量为7.27万吨;2019年农作物种子进口量6.6万吨。进口种子凭借产量、品质稳定等优势，迅速抢占中国市场，由此也引发一些公众焦虑——农业“芯片”是否存在卡脖子风险?

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认为，目前所说的过于依赖进口产品，主要集中在种猪、种禽和一些特色蔬菜花卉等方面。这些方面由于技术和产业发展等因素与国外存在一定差距。涉及粮食作物则没有风险，中国在水稻、小麦，一部分玉米品种上处于国际先进水平。总体而言，有长处也有短板，现在需要弥补的是短板，不过分依赖进口，特别是在一些核心技术应尽快开展起来。

种子焦虑

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解决好种子和耕地问题”列入2021年八项重点任务之一，提出“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立志打一场种业翻身仗”，这是首次在中央经济会议层面提出解决种子问题，因此引发外界关注。

1月3日消息，中央农办主任、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快启动实施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确保中国碗主要装中国粮，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

朱启臻认为，中央如此重视种业问题，除了种子对农业的极端重要性，还在于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种业依然存在较大差距，甚至存在被“卡脖子风险”。任何一个品种的形成都需要长期积累，国外重视程度早，已经形成了专业的研究系统。过去中国种植小麦和水稻保持先进优势源于重视时间比较早，在一些种业其他领域重视不够，所以在品质、产量和外观上与国外形成一定差距。

凭借种质资源丰富程度与技术优势，过去多年国外机构研发的“新奇特”蔬菜花卉品种，一步步挤入中国市场，登上国人餐桌。“新奇特”意味着价格更高，卖相更好。在亩产量、种子抗性、发芽率稳定性等方面国外品种优于国内的特性，也使其更易于受到市场青睐。

一位农业业内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以玉米种子“先玉335”为例，过去长年占据中国玉米市场，直到近年才有所改善。胡萝卜、西兰花、洋葱、高端番茄的进口种子占比超过90%。种猪、种牛等大型饲养动物主要依靠国外进口品种。禽业蛋鸡等领域在此之前由美国和法国占据，目前有所好转，但白羽肉鸡等品种仍以进口为主。

过于依赖于国外进口品种也让种子价格一路飙升。据《瞭望》报道，洋种子不仅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价格也远高于国内种子。一些蔬菜品种的洋种子价格高出国产种子几十倍。

朱启臻认为，目前来看部分品种过度依赖进口，一旦对方不再供应容易引发断种风险。另外国家每年花费大量外汇购买种子，原本它可以用于更为迫切的地方。

但朱启臻也提出，农业可替代性强，尽管被誉为农业芯片，但花卉蔬菜等品种并非没有其他选择，且我国物种积累并非“一穷二白”，因此不必过分焦虑或全部要求国产化。

成因

2011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现代化农作物种业发展的意见》，这一文件发布也标志着中国种业正式进入现代化阶段。

在此之前，中国种业发展曾经历比较明显的三个阶段，“四自一辅”阶段，即农民自繁、自选、自留、自用，第二个阶段为“四化一供”阶段，包括品种布局区域化、种子生产专业化、种子加工机械化、种子质量标准化以及以县为单位统一供种，第三个阶段是种子产业化阶段，以实施“种子工程”为标志 。

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经济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秀东看来，目前中国育种自主研发在部分领域行业情况还是比较好的，与国外形成差距领域和行业主要是在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化转型过程中，没有坚持走基础性研发路径，更多采用市场行为——直接引进国外物种。

“其实中国在育种方面是有基础的，也有过很多自主研发的新品种。但在目前科研经费配置机制下没有坚持长期走基础性研发路径，动物育种需要研发周期较长，很多几十年才出成果，导致在育种过程中越来越多采用直接引进外国的办法”，王秀东说道。

与工业芯片道理相同，从事基础研发意味着费时费力，这也导致科研人员在技术攻关中动力不足。在与市场主体企业的连接中，由于科技转化成果转化界定模糊造成产学研链条没有打通。

上述农业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国外育种产业主要以企业为主导的大规模商业化育种，企业规模做大后根据市场容量不断进行科技攻关。国内主要依托于高校和科研单位进行开发，中国种企整体规模较小，数据采集手段少，数据丢失严重，对研发投入力度不足。

几方面因素叠加造成中国在育种创新性不足，技术工艺相对滞后。

魏后凯认为，国外跨国企业凭借多年积累，在产品研发和推广运营方面具有领先优势，少数几家国际巨头已经形成垄断优势，规模大、产业集中度高。而我国多数种子企业规模较小，产业组织比较分散，在种业投入和科研上与国外企业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在产学研的产业三方面链接上存在断层，就形成了目前政府每年投入巨额资金，企业在产业研发方面动力不足，高校和科研单位在成果转化方面偏低与市场结合不紧密。

变化

粮食安全涉及国家战略问题，为改变这一局面，一系列涉及种业现代化顶层意见不断释出。2016年国家正式实施重新修订的《种子法》，新增“新品种保护”章节，为促进育种创新提供保障。

在企业端， 2017年中国化工集团完成以430亿美元价格完成对第一大农药、第三大种子巨头先正达并购案。并购整合后，全球种业基本形成以美国、欧盟和中国“三足鼎立”的全球农化行业新格局。2019年，中国启动建设全球最大种子资源库，涵盖粮食、棉花、蔬菜众多农作物和种子资源。

随着一系列重大技术和的突破和商业并购，中国种质进口比例正在逐年下降。根据中国种子贸易协会的报告显示， 2019年农作物种子进口量6.6万吨，对比2018年中国农作物种子进口量为7.27万吨减少0.67万吨。

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桃林表示，我国自主选育的品种种植面积已经占到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猪牛羊等畜禽和部分特色水产种源立足国内有保障，畜禽、水产的核心种源自给率分别达到75%和85%，这些都为粮食和重要农副产品的稳产保供提供了关键的保障和支撑。

朱启臻认为，这几年国家对种业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种子资源的保护作为国家工程，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建成，为支持我国后续研究提供了必要条件，种子资源相当于基因库，资源越丰富，越有利于我们育出更多更优质品种，应该说国家只要重视就没有问题。

王秀东表示，原来国外种子用到最多的是转基因棉花，目前中国自主选育转基因棉花品种市场份额占95%以上。大宗蔬菜基本都采用国产种子，只有在一些新奇特品种上使用国外产品较多。

来自市场主体的的创新突破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一位来自畜牧业协会的内部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黄羽肉鸡都采用国内自有品种。白羽肉鸡以前使百分百依靠进口，但这几年情况在发生明显好转。上市公司福建圣农已经培育成功白羽肉鸡品种，并在集团内部投入使用。在禽类肉鸭方面，随着首农集团与中信收购了英国樱桃谷，肉鸭种源正在回归中国。

今年一号文件提出，加强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利用，加快第三次农作物种质资源、畜禽种质资源调查收集，加强国家作物、畜禽和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建设。对育种基础性研究以及重点育种项目给予长期稳定支持。加快实施农业生物育种重大科技项目。

一位农业政策人士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目前中国农作物良种覆盖率96%以上，但在一些地方尚有欠缺，比如种子资源开发利用方面，很多资源没有得到深度的开发和利用。另外具有重大突破技术的品种少一些，也就是既高产又优质，适合机械收割的品种较少。目前也正在围绕高质高产、作物用途方面细分以及开发更多适合机收品种。

王秀东认为，过去几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使原来一些问题浮现出来，让大家都有了一定共识。原始基础的东西已经建立起来，现在最需要的是迅速形成战斗力，表现在育种方面就是出品种、出产品、出品牌。让品质越来越好，市场有更多选择，这有赖于上下游环节的链接，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都做好属于自己层面的事情。建立好上下游的合作机制。

农业具有公共产品性质，朱启臻对经济观察报表示，第一，政府要避免单纯追求种子利益最大化行为取向，可以采取政府购买等形式，鼓励育种机构投资开发部分农民可自留种的新品种，用以防范贸易摩擦带来的种子风险，降低生产成本。

“第二，鼓励科研人员做长效性的一些研究，改变目前评价体系，引导更多科研工作者从写论文评职称向鼓励研发原创性成果上转变。过去很多育种是由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够建立起今天具有原创性的成果和独特优势。同时对育种企业，也要鼓励其加大研发投入力度，引导育种人才向企业流动”，朱启臻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