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文

好运追随、环绕着她，2020年底走完94年人生的威尔士作家简·莫里斯，她似乎希望，人们能从她的作品和文字中得到一个她总有好运眷顾的印象。真正的困境从未找上过她，而机会却青睐着这个有准备也有想法的头脑，她得到了一般人无从拥有的“巅峰”体验，比如珠峰探险，在1953年27岁的时候，她随一支探险队完成了登顶，不过那时她还是男儿身。二十年后，她做了变性手术，又成功了，而且，这似乎没有给她带来一般人可以想见的巨大的麻烦。

她在一本自传里说，自己22岁时为一个阿拉伯新闻机构工作，在开罗时，认识了妻子伊丽莎白，两个人一见钟情，莫里斯告诉伊丽莎白，自己有性别方面的困扰：“我三岁或四岁时就知道我长错了身子，我真该是个女孩。”但之后，两人生了五个孩子，同时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保持了一种开放式婚姻的关系，“各自分开过生活，愿意的话可以各挑自己的朋友，甚至各有自己的情人，只受高等情爱和共同利益的协议的约束。”

这种成功羡煞人。更使人嫉妒的是，莫里斯还清醒地知道，不可以停留在任何一种成功中太久。她说自己虽然上了珠峰，然而对这支由复员军人组成的登山队却持有“疏远感”，她跟队伍里的人关系甚睦，可她又想脱离他们，“我想到身为他们中间的一分子就感到恼恨。”回英国后，当别人要求他在什么地方签名留念时，他总是签“《泰晤士报》的詹姆斯·莫里斯”——詹姆斯，那是她还是男人时候的名字；她签这样的名，不是因为多么骄傲于自己所属的报社，而只是不愿让人把她看作一个登山家而已。

当她给自己物色好执行手术的外科医生时，她相信自己的配偶早已明白并同意她的志愿；伊丽莎白支持她把“做自己”这件事做到极致。大夫要在她身上秘密地做些修改，为此，这位大夫无论是在技术上还是在人品上，也得绝对可靠。手术的细节，莫里斯当然不会讲，可是术后回家的情形，写出来犹如童话中才会有的情节：伊丽莎白带着孩子们在门口迎接昔日的“爸爸”归来，好像后者只是出门旅行了一趟似的。这之后，她的名字就成了“简”：她那时才36岁。“欲戴王冠，必承其重”，这句话常被现在的人说起，简·莫里斯并没有想要出人头地，却不怎么费力地在与那些不属于自己本性的东西的作战中胜出。

人都乐意一再提及自己得意的时刻——往往事关取得成就。在《心之眼》，这本副标题为“思想日记”的书中，莫里斯也说到了当年的登山，但只是偶尔一提，且未当回事：写书时的她，已是一个寿过九旬之人。书中的每一段日记都冠以序数，她试图做到尽可能地真诚些，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深刻些。“这就要得老年痴呆症了吗？”在第15天的日记中，她上来就这么写。真是突如其来的一个让人唏嘘的时刻。

健忘是可怕的征兆。莫里斯明白，如果自己只有那些重大的个人成就可以反复提及，那就意味着她彻底被健忘所征服了。她竭尽所能地拒绝，为此她才坚持书写；她告诉我们，自己前一晚失眠，第二天起来，却完全记不得睡不着的原因是什么了，但可堪自慰的是，她至少记得前晚失眠这回事情，且还能发出不甘的反问：“我们都曾听说过、读到过被称为‘老年’的悲惨情形，这难道就是‘老年’的某种预演？”

反问就是叹息，对于这么一个高龄的日记作者来说，叹老实在无从避免。记忆都堆在身后，每一次新的发现，往往是缘于一种老早就形成的习惯，或对一些陈年旧物的重温，或与一件过去的事、与一个过去的名字相遇，而那个名字恐怕早已成为区区一个名字，脱离了人的肉身、相貌与声音。在第107天的日记中，她写到，自己在翻旧档案时发现一封几年前的读者来信，信中附有电话号码，她一时兴起就拨了过去，无人应答，于是，莫里斯录了一条语音留言，感谢那位读者的来信，祝他生活愉快，并且“希望他现在还喜欢看书……有机会的话再看一两本我的书”，最后还留下了自己的电话号码。

这是一个人因为希望感到自己尚年轻而做的事。但在做完这件事后，她才注意到，那位读者的来信里还有一句话，说他早已退休，现在九十多岁了……读者早于作者跨过了九十岁的门槛，而作者却还希望通过找到一位读者来重拾活力。

她与年迈的种种后果相遇——这后果当然不只是病痛或不同程度的孤独，还有时不时冒出来的关于“XX也老了啊”的认识。和莫里斯一起变老的，是她成千上万的藏书；她和它们之间早已形成了共栖关系，像老友一样，它们为她提供了陪伴，而非美丽的故事和有用的知识。她无需对自己没有读完那么多书而遗憾。有一次，她提到自己的一位朋友，可能是继博尔赫斯和翁贝托·艾柯之后，世界上知名度最高的藏书家——阿根廷人阿尔贝托·曼古埃尔（此人的作品已有不少中译本引进，如《阅读史》《阅读日记》），有这么个同道中人，让莫里斯心有宽慰，她发出了满足的叹息，说自己曾是个那么渴望变化的人，改变职业，改变身份，改变性别，而现在却也沉浸在书籍砌造的一个壁垒之间，像修行之人那样，日日重复同样的“精神流程”了。她的大多数藏书，都留有相关的获书记录，时间和地点，现在回顾起来，她觉得其中富含个人的感情，“是我整个人生的宏大记载”。

《旧约·传道书》里早已说过，世上的书太多，事实上，有些作家也刻意地少读书，例如奥地利的约瑟夫·罗特就说过，写书的人自己无需博览，就好比餐厅服务员不能大吃供给客人的菜。可是莫里斯却一直有着读书癖，因为她的各种作品，都是自我满足的，并没有和同类作品一争高下的意思。而今翻阅旧藏，仍有种种从容的喜悦以及结伴而来的伤怀出自笔端：“它们基本上已经过时了，哎呀，就像我一样。”

同样年过九旬的著名文化人——用法语写作的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前两年也在接受访问时，承认自己已经看不懂这个时代。昆德拉一向是有智者心态的，觉得自己所持有的那一套方法，依托着严格而高端的美学修养，可以超越世间一切“无用的激情”，他几乎靠着解构一切来保持个人的智识尊严；莫里斯的心态，要比昆德拉更加“接地气”，她一次次承认，自己不适合做这事，不适合做那事，她在退出，她撤出一个个竞逐性的场所，在学习看淡那些她那代人很看重、而今天滑落到边缘的事情，比如给报纸写“读者来信”。莫里斯说，她通过在这个栏目里发表言论，欣喜地看到自己对各种事情的批评意见被公之于众，而现在，报纸上依然有这样的栏目，她自己却写不动了，“喉咙里已经没有足够的痰来吐人”。

那些乐观的情绪里仍有昔日莫里斯的踪影。她与同时代人最大的区别之一，用她的话讲，就是愿意“留在车上”。这句话，典出1966年的一部音乐剧，当时，美苏冷战已发展到互相用氢弹威胁对方阵营的程度，惹得艺人们纷纷警告说，世界行将毁灭，音乐剧里出现了“让世界停下，我要下车！”这样的台词，莫里斯对此采取了卑之无甚高论的“宏大视角”：“毕竟人类只是现在经过一段精神错乱期，人类喧嚣扰攘的历史长着呢。”

但是，错乱的时期，就处在其中的人的体验来说，都是无比漫长的。昆德拉的自信，在遇到推特和脸书的时候被彻底驱散了，他当年可以对“布拉格之春”里的对立双方发出同等尖锐的冷嘲，可如今，他实在不明白，人们何以能把个人的存在感寄托在follower的数量上，既然人们压根就不知道，屏幕背后的那些follower究竟是何许人也。而在遇到推特这种事物时，莫里斯的反应是自嘲：“老天爷啊！我每天早晨迫不及待地上推特，只为了看看有没有好评。要知道，我写了那么多年书，我还没有这么想要好评呢！”

她心知这不是什么好事情：社交媒体，购物平台，等等此类事物的红火，只是因为它们把人性的弱点开掘到了极致，莫里斯深晓此道，可她温柔地承认说，她，还是留在那种传统的生活方式里，靠着一个由时间和风俗形成的熟人社会来获得内心的安宁吧：“威尔士叫人开心的一个特点就是那种一体同心的兄弟情谊。”当她收集喉咙里的痰喷向推特的时候，她的措辞浑似一个孤独的勇士在打出枪杆子里所剩无己子弹：“那些闪闪发光的屏幕魔法，那些歪曲失真的明星形象……”竟让人欲罢不能，看到自己在屏幕上变得和现实中的自己完全不同，人们都疯狂了。

在推特时代，莫里斯上了一次电视后，感到周围熟人的含笑招呼都与以往不同，“是我变了，不是他们”——他们都从视频里看到了一个光鲜亮丽的莫里斯。只有莫里斯还能认出自己，包括自己屏幕形象的速朽。她在重看那段节目的时候，底下已经无人评论，“我看到了啥？不带感情地讲，我只看见一个穿黄衣的老太婆步履蹒跚、老态龙钟。”

她知道，自己关心的事情和主题，在当下写出来，会让人觉得落伍。于是她率先承认这一点，更坦言说，她知道每个已老之人都无可避免要产生“今不如昔”的感觉。“看看现在的英国资本主义……我承认我对此几乎一窍不通。”虽然认不出它，她却十分确信丘吉尔当初的说法，即资本主义民主是世上所有的制度中最不坏的一种，对比当年，今天的资本主义“就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大骗局！”在她看来，人们都认定，获取利益最便捷可取的途径是自我包装，是吹嘘，是种种能够人为操作的“潜在市值”和“估价”。“在我们这个时代，挣大钱的‘能人’看上去只是爱炫耀的‘名人’，他们有珠光宝气的夫人、巨量的离岸资产、摩纳哥或牙买加的别墅、可疑的财务记录、拈花惹草的私生活、又大又土的游艇，并且串通好了一样都喜欢上《哈罗！》杂志。”

子弹一颗又一颗地打出去了——这所剩无几的存量里，哪一颗才是最后一颗？

关于“能人”的这番话，让人联想到评价措辞的转变：一个人能得到的最高评价是他/她“很牛”，有“牛逼”之处，而“优秀”“高尚”“模范”这样的评价，即使有，也往往用于讽刺，如同“圣母”之类的词汇一般。莫里斯时不时提到丘吉尔，她认为他是模范的英国人，具有真正的人格魅力，“一位仁慈、文明、聪慧且有艺术气息的独裁者”；她更佩服丘吉尔对于民主制度的肯定，基于这一点，即使政坛上登场了个把粗鄙短视的领袖，人们也可以期待未来，因为这个人总会下台，摆到头的钟摆终会有下坠的时候。然而，目睹时局，莫里斯也不免忧心地想，未来的英国，是否会选出一个特朗普式的国家元首？毕竟英国人对魅力领袖并无特别的希求，他们还曾把刚刚带领英国打赢二战的丘吉尔一脚踢出唐宁街呢！

她尖锐地（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尖锐仍属温柔）说，英国的民主政治，它产生领袖的方式，已经类似于“子女通过抽签来继承遗产”那样的了：

“要是以后它选出了一个像特朗普这样的人来当首相，我只愿这文明的古国继续独树一帜、异想天开、滑稽逗乐，保持人类的所有缺陷，传承其屡试不爽的胡扯闲篇。”

她的有些嘲讽，有些震怒，有些沮丧，乍一看去，我们只会觉得这是她本人因年迈而来的“少见多怪”。我们都惯于保持情绪稳定了，既然一切都是通过平板如砥的屏幕传入我们的视野，成为人生经验，既然一切新闻都不过是新闻本身，沾染了它的发布者的炫耀欲，并往往具有令人期待的潜在的反转可能。然而，如果抛弃这些成见，我们就会被这种直抒胸臆的可贵而打动。在第112天的日记里，莫里斯说到“一件可怕的事”，那就是，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些电脑高手直接修改了150个国家和组织和个人的公私信息，以此勒索赎金。

“一夜之间，150个国家中招！那是各大洲说无数种语言的几百万人啊！他们还遵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呢！”这番愤怒的惊叹背后，能看出在莫里斯心中，“人”拥有怎样的内涵，她眼中的人，跟在大数据时代的我们心中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她把人看作一个又一个的具体的生命，和她自己一样，拥有欲望和理想，能够兑现才华与拓展潜能，可我们却会觉得，这样的“人”是自己根本关心不过来，因而也无需关心的。莫里斯不想重复那种“如果事情落在你的头上你就知道了”的滥调，她坚持认为，单是一个数据，就足以让我们不寒而栗了。“更厉害的邪恶黑客能对每个人的安全——乃至健康和道德——造成多大的破坏啊！”

读她过去的书，我们想象不到能有什么人、什么力量伤害到她，仿佛艰难苦恨，遇到她都自动绕开了。可是伤害出现在了这本日记里：风烛残年，却遇到了年富力强的诈骗。某一天，网络骗子找上门，告诉她一些紧急的情况，让她惊恐，从她嘴里套出了一堆个人信息。被亲朋邻居的点拨后，莫里斯恍悟到实情，她写下的话，足可让一个有着起码的正直品质的人憎恨这个时代：“我开始责备自己的愚蠢，他们怎么忍心对我这么个与世无争的老年人下手？我希望他们在地狱里烂出蛆来。”

最后一颗子弹，她是留给自己用的。服老，作为一种从来无人叫好的美德，适合任何一个自知力不从心于思考和认知的个体。简·莫里斯有位已故好友，爱斯帕斯·赫胥黎，在1997年逝世前，曾向她抱怨说，自己记不起来一个哪怕很普通的英文单词。莫里斯当时肯定是没什么物伤其类之感的，她一贯以保持乐观为能，相信自己可以例外于所谓的自然规律。可是，类似的提笔忘字，到底还是落到她自己身上了。服老，意味着一个人接受年龄堆积到很大的事实，及其所带来了重重困扰。“我有什么办法？”她无奈地说，“我只好像赫胥黎一样，拿起我的《简明英汉词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