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政治文化的共和底蕴

刘刚2021-04-06 14:07

(图片来源:IC Photo)

【文化的江山】

刘刚/文

汉人入主中原

汉民族之缘起,有着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方面,因为形成国体之初就有王朝中国和文化中国并立。比如,刘邦开口就说“老子马上得天下”,陆贾立即就回一个“诗书治天下”,这就强调了王朝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相结合,也就是一代王朝的确立,要由文化中国来认同,由文化中国来确认一代王朝的正统性和正当性。

有了文化中国的确认,一代王朝便超越其时代局限,去追求国族之永恒,这就有了从汉朝向汉族的催生。汉朝之所以伟大,在于它有了文化中国的自觉,并且能与之结合。汉代政治思想,最出彩的就这两句话,“马上得天下”是冲着王朝中国说的,“诗书治天下”则是为文化中国立言,它们成了汉家的根本大法。

仅以“马上得天下”言之,说秦比汉更强,并非不宜,但秦能兼并六国,却不能兼容文化中国,从“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走向绝对君主专制,以至于焚书坑儒,走到与文化中国对立,这就是一代王朝找死的节奏,所以秦制犹在绵延,而秦朝却二世而亡,死因在此。

文化中国有着不死的气运,汉朝已逝,汉族永存,就因为汉族基于文化中国的底蕴,而汉朝却在王朝中国的治乱循环中气数已尽,此后,虽然历代王朝,均以其家天下国朝之名为国人命名,但不管他们被称之为晋人、唐人、宋人,还是元人、明人、清人,作为民族认同,他们都有一个穿越不同朝代的共同名称,那就是汉人,显示着文化中国的身份。

汉人虽以包含了吴、越的楚人为主体,但秦、晋和齐、鲁,在政治文化上,一直是中原主席,习惯以正统自居。刘邦统一后,汉人入主中原,要在中原坐稳了,就必须接受中原正统,在地缘政治上也得以中原为中心,这样汉人就发生了转型,不再以楚人为本,时过境迁,当早期的楚人被汉人新生代所取代时,新生代们已淡化了故土观念,认同于中原。

所谓“中原”,有两个含义在里面,一是地理位置,就大体而言,在长江、黄河之间,秦岭、淮河一线,特指河、洛之地;二是政治中心,乃中央所在地,为王朝地标。这两个含义,从周秦至汉唐,都是统一的,宋以后就改变了,政治中心东移,向运河靠拢,因为东南财赋增长,运河财政成了王朝命根,北方则由各种游牧入主,导致了北京中心的出现。

新的政治中心,产生了新“中原”,从原来东西向的位于两河流域中间的秦岭、淮河一线,转向南北向的靠近滨海地区的京杭大运河一线,元、明、清三个朝代都高居在这一线的最北端——北京,与之相应,在这一线的南端,还有个南京,两京之间,江淮取代河洛,成为新中原的代表,同时,江淮官话取代河洛官话,成了中原正音的代表。

金陵官话成中原正音

扬雄《方言》中,谈到方言流行,已有江淮并举,吴越并举,吴扬并举,其中,吴方言区,不仅有江南,还有江北。吴语北上,以扬州为基地,深入两淮,淮扬并举,继而楚语东来,覆盖了江淮流域,形成吴楚方言区,为江淮官话的兴起培植了根基。

但从方言变为通语,还要等待历史的契机,而这个契机,就出现在三国时期的吴楚方言区。当淮泗集团带着他们的方言,来到吴方言区,同江东士族相结合,这样就不仅产生了东吴政权,还形成了新的以建业为中心、介乎淮泗与江东之间的江淮官话。

但凡一种官话的形成,必有相应的政权支撑,东吴政权的兴起,也成了江淮官话的一个起因。通常的看法是,江淮官话是东晋以来衣冠南渡造成的,我们认为,它跟东吴政权建立的地缘政治有关。衣冠南渡是东晋人,如果要等到东晋人来了才有官话,那么之前的东吴人说什么官话呢?

颜之推《颜氏家训·音辞》谈到了三国时期方言“音韵锋出,各有风土”的状况,还提到了当时“帝王都邑”——金陵与洛下,为了统一语言,而“参校方俗,考核古今,为之折衷”。形成了两大官话中心和两个通语体系。洛下,乃东汉都邑洛阳。金陵,指东吴政权所在地建业,将金陵话与洛阳话并提,显然,颜之推不认为金陵话来自洛阳话。

金陵来了洛阳话,是从东晋那次衣冠南渡开始的,洛阳官话与江淮官话在金陵一碰撞,就碰出个金陵官话来,两大官话系统统一了。所以,中原正音从洛下来到金陵,就因为那时已有东吴建业官话先声,以至于东晋之后,南朝宋、齐、梁、陈,成了中国官话的标准。

南北朝时,中原沉沦,正音沦丧,胡人入主也开始汉化,国体政体皆可攫取,衣冠文物亦能仿制,唯独说汉语,胡人有一根本缺陷,那就是汉语四声之中,胡人发不出入声,于是,入声成了中原正音的标准,华夷之辩,胡汉之分,便从入声上去确认。

而金陵官话,是所有官话系统中唯一保留了入声的。六朝以后,又有唐、宋之末那两次南渡,中原官话因而一而再地往金陵跑,与金陵官话通容,确认金陵官话为正统,至明朝初年,定国都于南京,金陵官话遂正式成为官话通语,为全国所通用。

江南是文化中国的底线,一旦中原沦陷,在底线上就会产生新中原,江淮便是这样一个相宜的地理空间。而南京更以其京师地位,引领着新中原。金陵官话的成功,不但守住了文化中国的底线,而且不断取得进益直至清末,都主导着官话体系。

金陵官话与吴楚方言

有趣的是,就在金陵官话通行全国时,金陵官话之侧,还有个吴方言区,与之相映,这便与北方官话系统迥异,在北方官话主导的地方,没有独立方言区,只有一些不同地方的人,用不同的声调,说着同一种通语,原来的方言,都被统一的官话兼并了,而金陵官话却能兼容,不但与吴方言和平共处,对江南其他方言区更是放任自流,以至于官说官的话,民用民的语,有如河水与井水,若无仕途相通,百姓完全能不以官话为日用。

这与北方大不相同,相比之下,南方多方言,而北方统一为官话,各有其利弊,北方之利,在于统一的官话有利于政治动员,在南北朝的统一战争中占据优势。而其弊,在于大一统的官话统一性,压抑了方言中天然的自由表达力所蕴含的自治精神,当其仅以官话来表述,那就难免受限,若用方言来说,便多了一种可能,可能性里会有新文艺出现,京剧和昆曲,就从吴楚方言区里产生,尤其昆曲,各地昆曲皆以官话演唱,唯独吴方言区,昆曲以吴语演唱,也只有吴语演唱,才唱出了新文艺的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气象。

吴语与金陵官话并行不悖,江南与江北同流,民间与宫廷共用,正是那位六朝命运的终结者隋炀帝竟然在吴语的回光返照中,遭遇了南朝最后一位皇帝陈后主的末日余晖。《资治通鉴·唐高祖武德元年》说隋炀帝杨广就“好为吴语”,常常深夜饮酒,醉眼视天,一边观天象,一边对他的萧后叹息说“外间大有人图侬,然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且共乐饮耳”!胡三省注解道:侬,吴人自称,长城公,指陈叔宝,沈氏,是叔宝的皇后。陈叔宝,也就是陈后主,沈氏,便是陈后主的皇后,隋炀帝自比陈后主,将他的萧后比作沈氏,他与萧后像陈后主与沈氏那样共饮乐,已经埋下了历史的伏笔,吴语成了他的亡国之音。

看来,吴语很文艺很柔魅,很适合表达“亡国之音哀以思”,优美而忧伤,悲情难抑而又审美昂扬,带着美去死的亡国之君,自有其一股子看透了命运而坦然的悲剧精神。

奇葩的是,在吴语之地,帝王往往莫名走向失败,而失败却又因吴语而添加了悲剧的氛围,在审美里造就了吴语的胜利。吴语的天下,是才子佳人的天下,不是帝王学的天下,论帝王学,当然要讲官话,谈才子佳人,还有比吴侬软语更好的吗?

如果听任官话与吴语共和,官话与方言便各得其所,不但金陵官话通行天下,从东吴“建业”开始,继以六朝“建康”,到大明朝的南京,而且吴语,也通过苏州昆曲和园林这样的形式,开启了新的文艺复兴。

自六朝以来,中国文艺复兴,大都出现在方言区里,这一切,当然要归功于“建康”,但也不能忘了更早的“建业”。正是在“建业”中,孙吴政权与江东士族奠定了共和根基,这才开出了方言与官话并蒂的花,结了国家统一与文艺复兴的果。

金陵寄托着文化中国的气运

六朝以来,中国政治文明有一个最重要的成果,那就是“南京”。

一提起三国、南北朝,人们通常称之为分裂的时代,可它们真的分裂了吗?其实不然,那是站在王朝中国的立场来看的。人们似乎忘了还有文化中国,只要文化中国还在,它也可以赋予国土与国民的统一性,统一的王朝政权解体了,政治认同虽然分化,但文化认同在这一特殊时期反而更加强烈。

治世,要讲政治,那是王朝中国里的事;乱世,就得靠文化,因为,政治靠不住了,得由文化来担当凝聚力的角色。看“魏晋风度”有两个视角,一是中原视角,视野所及在曹魏与西晋,代表人物为三曹七子和竹林七贤;另一为江南视角,聚焦于六朝金陵,从东吴建业到东晋建康,从“三国周郎赤壁”到“金陵王谢风流”,一种新的审美理想,在金陵话语中爆发。“南京”之名虽晚出,但其建都,却在中原衣冠南渡前,始建于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由于人们习惯于“中原中心”的正统观点,所以,喜欢把“南京”看成中原王朝退而求其次的副产品,当做中原王朝在江南的一个临时落脚点,以及为新王朝开基备用的奠基石。

事实是,第一个“南京”政权,也就是孙吴的建国大业——“建业”。在晋人南渡以前,作为“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就已存在了50多年。而其更早,则以“金陵邑”,在东周时期就出现了,分别为吴、越、楚三国辖地,而其名号由来,或曰“因山立号”,“金陵”就是钟山,钟山顶上,岩石泛紫色,类赤,故称“金陵”,亦称紫金山。

据说,诸葛亮为联吴抗曹而使东吴,经由金陵,观之而与孙权叹曰“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孙权闻其声,纳其言,那真是“一言兴邦”啊!诸葛亮以不经意的一言,为孙吴定都,给六朝开了个“帝王州”的头,也为江南定了个千秋大业的天下调。

定都金陵,名号“建业”,其于孙权,不过是赤壁之战和夷陵之战后的水到渠成,他哪能预见到随之而来的六朝命运?更未能预知“南京”的都城地位。然孙权开创之功,于后世影响之甚远则由此可见。论三国功业,或以正统论,而曰蜀汉为主,以国势论,则曰曹魏优先,若以开创论,都不如孙吴影响深远。孙吴之开创有二,一曰定天下之都,二云重启古越海权立国路线,此二者,皆为不世之举。

南京的共和传统,可以上溯到三国时期的东吴孙权,那个最早的六朝古都——金陵“建业”,那些一边说着官话、一边说着方言的东吴人,在金陵建立起来的一个官话与方言共和的政权。除了金陵和临安那两个南方政权,还有哪个古都让官话与方言并行?因为那些一边说着官话一边说着方言的人,不知不觉中都会有一种共和精神。

没有赤壁之战,也就没有开启金陵古都的“建业”政权,赤壁之战在吴楚方言区里进行,“建业”政权在吴楚方言区里产生,那些说这吴楚方言的“建业”者们,他们之中,没有亡国之君,也没有亡国之臣,人人意气风发。他们的杰出代表,便是周郎,那是怎样一副青春无敌的模样,直令人热血喷张。

从三国东吴、东晋到宋、齐、梁、陈六朝三个半世纪,轮流在金陵诗意地兴替。兴衰的挽歌,整整唱了三个半世纪,所以历史上以金陵为亡国之音的产地,其实,哪一个都城没有上演过国破家亡的悲剧呢?何况亡国之音,非金陵原有,而是中原遗音,由“过江诸人”衣冠南渡从中原带来,“偏安”一说,也是延续中原古都衰落的惯性,是北人中原正统的地缘心理的折射,而非金陵本来就有的特性。

“金陵特性”是什么?曰“武进”,曰“武昌”,并以之为建国大业,所以,金陵又称“建业”,为奋起重振大业之意。作为衣冠南渡的先导王导,是东晋的开国元勋,他依靠山东琅琊王氏大族势力,在建业交好金陵原住世家望族或江东旧族,安排好由北南渡的衣冠精英。他曾呼吁“当共戮力王室”,以不负此“龙盘虎踞“、“帝王之宅”的金陵。

民国学者朱偰说:论者每谓金陵形势,偏于东南,都其地者,往往为南北对峙之局,不足以控制全国,统一宇内,只能形成割据之势,开启南朝偏安之局。虽“偏安”,但朱偰认为,金陵一隅,实中国民族思想之策源地。何出此言?他以《世说》所谓“过江诸人”为民族思想的启蒙者,以“新亭”为民族精神觉醒的标志。新亭,西临大江,在今南京雨花台区,东吴时,为士人送往迎来之所,东晋以后,凡上流举兵下都,必经新亭,所以又是兵家必争的“兵冲”之地。随着京杭大运河开通,政治中心向经济中心靠拢,南京出现了。朱偰“论金陵之形势”其“概论”曰:自后,明祖奠都金陵,以伐胡元,终成一统之业;太平天国虽未成功,然亦以金陵相号召;近者如辛亥革命,国军北伐,皆莫不以南京为策源地。

陈寅恪《述东晋王导之功业》认为,西晋末年,胡羯强盛,北人南徙孙吴旧壤,当时,孙吴虽亡,但其统治基础仍在,故王导之功业,在于为东晋新政权笼络江东旧士族,统一内部,结合南人北人两种实力,以御外侮,民族因得以独立,文化因得以续延。

须知同一时期古罗马也被哥特人灭之,却未见古罗马人有这样的“新亭对泣”,也未见古罗马有王导那样的复国运动的先知,何也?此由罗马人,不但军事上被哥特人打败,还因文化上被基督教打败。文化失败乃彻底失败,以此一败,国复不起。

而中国失败,乃王朝失败,非文化失败。国亡,但文化的江山还在,故有文艺复兴与复国运动并举,国家可以重建,国运还会再来,更何况中原国都还有个备胎,洛下破了,换上金陵,还能“建业”,建国大业还可以回到东吴时代,以新运重开。

金陵“建康”政权,为琅琊集团所建,如有前缘,当年古越人北上琅琊,而今琅琊人南下会稽,他们或许就是当年那些从会稽迁都琅琊的古越人的后裔,对他们而言,从琅琊复返会稽,有如认祖归宗一般,乃文化寻根之旅,回到了中国文明的轴心期。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6卷)中信出版社)

 

自由思想者,独立学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