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迪伦

6月25日，港股上市券商国泰君安国际（01788.HK）发布了一则公告，宣布其全资附属公司国泰君安证券（香港）有限公司已正式获香港证监会批准，“将现有第1类（证券交易）受规管活动的牌照升级为透过在证监会持牌平台上开立综合账户的安排下，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服务”。市场普遍认为，在牌照升级之后，该公司已成为首家可提供全方位虚拟资产相关交易服务（包括稳定币）的香港中资券商。

受该消息催动，6月25日当天，国泰君安国际以1.42港元/股的价格开盘后一路放量暴涨，并最终以3.7港元/股的价格报收，单日涨幅高达198.39%；6月26日，该股盘中摸高7.02港元/股，并再度放出巨量，成为资本市场关注焦点。

国泰君安国际股价“暴动”背后的政策背景是，稳定币作为一种新兴金融工具近期正在被相关政策当局纳入系统性监管框架：中国香港在5月21日通过了《稳定币条例》，并将于8月1日实施；美国参议院则在6月17日通过了《指导与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两者的基本原则相似：都要求稳定币与法定货币挂钩，以确保稳定币的价值稳定；都规定稳定币的发行需有足额的高流动性资产作为储备，以保障稳定币可按面额赎回；都建立了牌照制度，要求发行稳定币的机构必须获得相关监管机构的许可。

笔者认为，从上述监管基本原则看，稳定币在实质上都将成为其所挂钩的法定货币的“影子货币”。某种程度上，这种情况类似于港元通过联系汇率制成为美元的影子货币（传统金融条件下的联系汇率）；只不过这一次，稳定币是基于一种新型的数字技术平台（区块链）和法定货币发生了锚定（新兴金融条件下的联系汇率）。

大体上，货币可以分为如下几个类别：第一，天然货币，比如黄金；第二，超主权货币，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第三，大国主权/法定货币，比如美元、人民币、英镑、日元等；第四，区域主权/法定货币，比如欧元；第五，地区法定货币，比如港元、澳门元；第六，挂钩主流货币的稳定币，比如USDT（泰达币）、USDC（美元币）等；第七，非主流主权/法定货币等。而且，某种货币“下挂”的稳定币规模越大，其理论上的“势力版图”就越大。

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正在发生两方面的趋势性变革：一方面，随着国家间相对实力的变化起落，国际货币体系在向多极化发展，美元主导地位的不确定性在上升；另一方面，跨境支付体系由于受到新兴数字技术的冲击，也在向多元化方向发展，并倒逼国际货币体系作出适应性变化。与此同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在稳步上升：当前，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按全口径计算，人民币已成为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中的权重亦位列全球第三。

综合以上因素，笔者认为，考虑到当下现实的国际货币竞争情况，应加快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的布局，打开人民币稳定币在香港的想象空间，扩大人民币在数字金融时代的“势力版图”。理由如下：

其一，香港《稳定币条例》将于8月1日正式生效，这为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的合规发行提供了明确路径。从客观条件上讲，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稳定币已具备法律基础、市场需求与政策支持等多重保障，应借助香港市场通过数字技术重构人民币跨境支付体系，并助力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其二，香港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离岸人民币存款超1万亿元），其跨境贸易结算需求为人民币稳定币提供了天然市场。通过在香港市场发行人民币稳定币，亦可构建独立于国际资金清算系统（SWIFT）的跨境支付通道，及补充现有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

其三，美元稳定币已有先发优势，人民币稳定币需要快速“补位”。根据公开信息，挂钩美元的稳定币市值约占法币挂钩稳定币市值的98%，且由于“网络效应”的存在，美元稳定币的领先优势可能已经形成，人民币稳定币需要寻找差异化场景突围。比如，首先聚焦大湾区贸易场景，进而渗透“一带一路”贸易场景等。

其四，由于港元本身通过联系汇率制锚定美元，并且，考虑到发行港元稳定币所能对应的可储备港元资产的量级，从长远战略来看，在香港市场推动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的发展或更具有现实意义。比如，支持中资企业出海，并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其五，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官网上的信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致力于打造以央行数字货币为核心的高效率、低成本、高可扩展性且符合监管要求的跨境支付解决方案。笔者认为，由于央行数字货币和离岸人民币稳定币的发行机制迥然不同，两者完全可以并行不悖。

但无论如何，在国际货币体系的演变和改革过程中，当前所谓稳定币之竞争，亦只是战术问题；主权货币的长期竞争还是要回到基本面：综合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