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涌杭

在与父亲的斗争中，不是所有人都能最终取得像巴尔加斯·略萨这样的结果。如果卡夫卡在世，他也许会在略萨的作品中看到那种令他熟悉又恐惧的威权，紧接着对叙述者或主人公讽刺、鄙夷又伶俐的娓娓而谈大为惶惑。那种悠然、凛然的叛逆究竟从何而来呢？对后者来说，权威的恐怖已经化作无形的罪责、挥之不去的羞耻和语言失灵的焦虑，渗透在他的文学主题中，也让卡夫卡在现实中的心理结构和人格发展上付出了巨大代价。和这位捷克作家相比，略萨和父亲的关系更疏远，更简单，也更安全。而除此之外，这两位在时间和空间上毫无交集的作者好像就也没什么可比较的了，与卡夫卡终其一生的不安和弱小相比，略萨的写作和公共生活始终流露着正直的姿态——如果不是“过于”正直的话——这既是一个作家人格与灵魂的自然形状，也是后天教育的成果，也许需要一点点的环境因素和一点点的运气。

走向叛逆的温室花朵

“父亲缺席”的童年偶尔也会令人羡慕。不到一岁时，巴尔加斯·略萨就被母亲带到了玻利维亚科恰班巴的一座庄园里，在经济与情感关爱的双重保障下，他在这里的童年时代堪比田园牧歌。外祖父之所以购下那座庄园，与其说是种植棉花，不如说就是为了让略萨的母亲能够安静地生活，避开被男人抛弃在老家阿雷基帕所引起的流言蜚语。在自传《水中鱼》中，略萨对自己童年时光的描述几乎是无暇的，仿佛一份阳光明媚、可以无限追忆的记忆宝库，众多舅舅的关爱似乎也弥补了那份男性长辈的陪伴。贝利萨里奥·略萨是家族里发表出版物最多的成员，也是最年长和受到尊敬的长辈，他经常赞许还不认字的马里奥在家中的涂写行为。这些鼓励加上母亲对略萨人生最初创作的诗歌和改写童话故事的认可构成了略萨在写作上最初得到的积极回应。1945年，略萨的外祖父受到委任前往秘鲁北部城市皮乌拉担任行政长官，略萨一家也随之陆续离开玻利维亚，返回秘鲁。对马里奥而言，迁居无疑向他开启了全新的世界。这次搬家的地点和时机对略萨一生的影响也许怎么说都不为过，他曾表示过在皮乌拉生活的头一年是“决定性”的：“我相信没有任何一段时间像在皮乌拉的那几个月里那样地深刻影响了我，不论之前还是以后。理由是什么？这个问题总是引起我的好奇。我曾尝试去理解它很多次。”就在和新朋友玩耍的时候，马里奥常在皮乌拉市郊看见一所人们称为“绿房子”的建筑，他有可能是小伙伴里最后一个知道这座房子究竟是什么的男孩。生活在科恰班巴世外桃源里的略萨被保护得太好了，长辈的呵护和鼓励让他对外部世界几乎一无所知，和同龄男孩相比，略萨显得格外单纯，对两性关系的认知也非常幼稚。然而没过几年，他就成了他们之中几乎最“社会”的孩子。《新闻报道报》资深记者、黑白通吃的贝塞利塔带着这位温室花朵般的男孩、来自阿雷基帕显赫家庭的公子哥出入各大妓院，让彼时十五岁的略萨大开眼界，不仅赶上了与同龄人相比性启蒙上的缺失，与此同时诞生了一个几乎全新的身份——放荡十足的皮乌拉小记者。不过在这之前，他还要经受威权父亲的独裁和军校噩梦般的捶打。

1945年末，不知情的小马里奥在皮乌拉一家酒店大堂里第一次见到了他的父亲，发现眼前的男人和脑海里那个准神话人物的英雄飞行员大相径庭。从那时起，父子二人肉眼可见的不相容就在一刻不停地恶化着。十年后，十九岁的略萨和比自己大十二岁的姨妈胡里娅相恋，不顾全家人的反对私奔到利马南部的小镇正式注册结婚。狂怒的父亲将一封威胁信寄到了略萨的报社，声称如果胡里娅不在48小时内离开秘鲁，就要用手枪当众击毙自己的儿子。马里奥先是变卖手上的打字机和衣物将胡里娅送出国避风头，然后在读书之余找了七份工作养家糊口，租好房子以后又将妻子接了回来。尽管捉襟见肘，但在这场戏剧性十足的反叛中，作为叛逆者的马里奥稳住了阵脚，他罕见地、毫无疑问地成为了胜利者。

如果为马里奥青年时代近乎气定神闲般的反叛勇气找个理由的话，略萨家族在他儿时提供的情感支持所收获的安全感或许是决定性因素。舅舅鲁文对他和胡里娅的爱情表现出的也是理解的态度。9岁那年，成长在温室中的略萨被连根拔起，先是和父母在利马的工人阶级社区马格达莱纳住了一年，又迁到舒适优雅的中产社区米拉芙洛莱斯。略萨将自己家称为世界上最不正常的家庭，在克莱齐奥·拉萨耶念高中的前两年里，他不得不忍受父亲高压的控制和严厉的惩罚。当父亲发现略萨写诗，立即决定将他送到一所军校好制止他的“娘娘腔”倾向。略萨的生活到目前为止似乎呈现出善恶分明的特点——与暴戾专制的父亲感情基础薄弱却离得很近，文明的舅舅们使他亲切却离得很远。也是在这段时间里，略萨开始在虚构的世界里寻找庇护和独立，他与文学的关系开始超过一般意义上的消遣，变得具有反叛和战斗性。文学成为了略萨抵抗独裁专制的伙伴，大仲马是他的最爱，而这种诗学观念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逐渐发展成一种深刻的共谋关系，将贯穿略萨的整个写作生涯。

从文学观念到文学实践

在莱昂西奥·布拉多士官学校，略萨在苦难之余最大的收获就是有机会一览秘鲁社会各个阶层的面貌。军校成了秘鲁复杂社会的完美截面，得以让年轻的略萨全景式地体验秘鲁社会的全貌，关于现实的暴力和腐败，生活其中的马里奥此前闻所未闻。与此同时，军官时期的略萨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维克托·雨果的作品以在残酷的现实外获得慰藉。《悲惨世界》也是略萨早期接触到的全景式文学。这样一来，少年略萨的社会经验和阅读积累齐头并进，全景式的社会经验对应着阅读全景式的作品，一里一外使略萨形成了其最初的全景小说观念。我们在他写作生涯最初的几部长篇小说中看到了这种观念的实践。不过在动笔之前，这位未来的小说家还需要几块拼图将自己武装起来——萨特坚定了略萨相信文学应当对社会现实有所介入的信条，为他指明方向，而福克纳的现代主义则为他提供了最重要的技术支持。《城市与狗》是略萨对福克纳式全景小说的最初尝试。这部小说通过来自多个时空、不同的叙述视角组成多层结构，每个章节分别囊括四到五个叙述片段，既有来自多个角色的第一人称视角，也有全知性叙述者的声音。正如略萨此后的所有作品，悬念和情节的编织构成了读者的核心体验，小说呈现出一连串环环相扣的大小谜团，引诱读者主动拼凑出故事的全貌。而作为典型现代主义文本，故事的全貌也往往会随着小说的结尾收束至一个相对完整、稳定和封闭的状态。事实上，类似的结构技巧在当时已经不再是一种创新，但对于拉美文学仍然是一次势在必行、姗姗来迟的现代化进程。除了福克纳，略萨在《包法利夫人》里也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工具，并在《绿房子》中加以发展——将发生在不同时空的对话挤进当下，彼此嵌入，构建“伸缩型”对话——继而在接下来的《酒吧长谈》中将其推到极致。讲究实际、目标明确和大开大合的风度此时已透露在这位秘鲁作家的举手投足间。

略萨的文学是一种远观的文学。如果从他的作品中任取一个段落脱离上下文进行精读，尽管并非会一无所获，但也许会错过更大的图景。随着巨大的叙事拼图在读者头脑中慢慢成型，结构上的繁复所带来的美感在记忆的作用下逐渐浮出水面，这是时间在略萨小说里的流逝方式。文学评论家吉恩·弗朗哥曾将《酒吧长谈》和加缪的《堕落》加以比较，并且得出结论：《酒吧长谈》里所发生的并非圣地亚哥和安布罗西奥长达四小时的真实对话，而是分别呈现为碎片的、过去同其他人对话的记忆。她认为略萨同萨特和加缪一样，对引起读者注意力的关注超过了塑造具体的角色，尽管三人都强调个人在社会的作用，但他们笔下的人物却往往缺乏个性。在《城市与狗》里初次尝试的“伸缩型”对话在《绿房子》中加以升级（三段对话并置），而在《酒吧长谈》中，同一章节内同时展开的对话数量最多达到了十八段……这让阅读略萨注定无法成为一种消遣。从小到大尽管经历逆境，却从未遭遇过败北的马里奥透露着一种十分健康的自信，总是仰首挺胸毫无保留地迈向自己的目标，这在略萨的写作活动中体现为一种福楼拜式的文学观念——坚信一砖一瓦的雕琢最终会构建一个封闭自足的语言自治体。与此同时，1967年略萨在接受罗幕霍·加列戈斯奖时所发表的演讲《文学是一团火》则是这股“稳当劲儿”在政治世界的第一次亮相。

知行合一 从左到右

如果《百年孤独》的出版现象表示了文学水准和大众接受彼此兼容的可能，那么略萨的演讲则象征了这一代文学精英的政治宣言。在短短几个月内发生的事件使1967年毫无疑问成为了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高峰。31岁的略萨结束了波哥大的行程后，在马尔克斯的陪同下于9月返回秘鲁，在利马国立工程大学的人头攒动中展开对谈。略萨一身正气地重申了自己在演讲中提及的“介入”立场，即作家应该积极参与现实，并推动社会的激进变革，马尔克斯没有表示反对。略萨在这一时期很多政论文章和言论在后来被自己否定，他承认当时的写作很大程度上是对萨特的复述和模仿。当时的马里奥正心甘情愿、顺风顺水地委身于萨特和秘鲁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的影响下，和对面的马尔克斯相比显得格外单纯、格外真诚。

略萨和马尔克斯后来在意识形态上的左右分歧并非智识层面上的判断差异，而是为人处事的底层逻辑和眼界上的差别。借钱写作、破釜沉舟的马尔克斯一夜之间发现自己成了蒸蒸日上的拉美“爆炸”顶流，这位已贫穷半生的加勒比海作家感兴趣的是保住自己的地位、测试手中的权力。与之相比，略萨更在意的则是一个作家能为社会公正做些什么，能否找到正确的道路然后大步流星地实现目标。理想主义、格局开阔又脚踏实地让略萨从那时起就给世人留下了正派的印象。家族的社会阶层给他提供了高举高打的条件，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像略萨那样，年纪轻轻就清晰地知道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更多的人是在摸索、碰壁和觊觎中接受了自己。进入1970年代，马尔克斯与卡斯特罗走近，像一名灵活的骑手一样穿梭在各大政要之间，品味起秘密与权力流经自己之手的快感；而略萨则像是一位大巴司机，在慢慢看清古巴领导人的文化管制主义本质后毅然转向，头也不回地沿着相反方向驶去。其实早在1971年诗人帕迪利亚被捕事件之前，1968年的苏联和东欧之旅让略萨见识到了苏维埃统治下真实的生活水平后，他对苏联模式的热情便大幅衰减了。

略萨对新自由主义的倾心可以从他70年代对哈耶克、伯林和卡尔·波普尔的热心阅读中找到根源。在欧洲居住了二十年后，略萨在1974年回到秘鲁，强调了对个人权利、自由市场和政府不应过多干涉经济的立场——尽管这就是皮诺切特政府在智利强制推行的经济政策。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位秘鲁作家对拉丁美洲和西班牙极右翼的加速支持更让更多的人感到意外。也许对平等和自由的捍卫从来不是略萨政治考量中的不可妥协的价值，而是相信会随着现代化的全面实现顺手达成的成果。从《文学是一团火》开始，对略萨而言，“现代化”——而非平等——似乎就是最大的正义。2023年5月，略萨在墨西哥城市瓜达拉哈拉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文学奖上致辞时怀着欢迎的态度称赞了当时秘鲁政治动荡造成的结果——迪娜·博鲁阿尔特被任命为总统。而她随后下令警方镇压圣马科斯大学的原住民和左翼崛起造成了50多人死亡。在同一演讲中，略萨还谴责了左派的“取消文化”。稍早间，当Metoo运动达到高潮时，略萨直白地表示：“如今，女性主义是文学最大的敌人。”

1990年，拒绝攻击竞选对手、试图将书本中的正义套用在祖国秘鲁的巴尔加斯·略萨输给了阿尔贝托·藤森，现实世界的政治让他厌恶又疲惫。2002年，略萨创立了国际自由基金会，意在支持美洲保守主义政治家和商人。2021年略萨令人惊讶地支持阿尔贝托的女儿藤森庆子（FujimoriKeiko），而在此之前他曾称她为“法西斯”代表。一年以后的巴西大选，略萨公开支持巴西版特朗普、威权主义候选人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Bol－sonaro）。此外，在2021年还曾支持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JoséAntonioKast），一位反堕胎、反同性婚姻的智利总统候选人——他曾表示如果皮诺切特在世，一定会投票给自己。

略萨晚期的小说《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以双线并进的结构讲述了高更外祖母和高更的故事，单数章叙述外祖母如何作为一名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寻找理想的人类社会，双数章则讲述高更本人如何试图创造一个艺术的天堂。这部小说无疑折射了略萨的文学活动和政治活动中的乌托邦意识。当卡斯特在2021年败选时，失望的略萨表示：“选举中重要的不是自主，而是要选得对。”忠于自己的略萨似乎始终都相信一个答案的存在，并且对正义满怀信心，既没有科塔萨尔般盲目的天真乐观，也不对自己年轻时的理想过分怀念、继而罔顾事实。秘鲁作家用了一生的时间一丝不苟地从左到右检查了一遍，试图为秘鲁、为拉丁美洲找到一条彻底脱离野蛮和暴力的道路，但没有人十全十美，云层之上的略萨对现实中不平等的认知也许不是具体的，这或许正是这位诺奖得主的局限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