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也退

2019年，一个长着一副吹胡子瞪眼表情的男人，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作为作家，此人以坏脾气、爱挑衅人著称，22岁那年，他就写了一个剧本叫《骂观众》。剧中人上台来就骂观众，骂他们对舞台有错误的预期，骂戏剧的套路又老又过时。演员滔滔不绝，魔咒一样的词语在台上翻天。

这个作家一炮而红，他就是彼得·汉德克，奥地利人。《骂观众》问世的六年后，他被授予了一个文学奖，此奖全名叫“格哈德·豪普特曼奖”。格哈德·豪普特曼，是德国19世纪至20世纪之交的一位戏剧大家，曾荣获19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虽然汉德克以激进姿态跃入了公众的视野，可是文学奖及时“笼络”了他。对于所有和官方有关的东西，汉德克一向鄙夷，消极态度延伸到了大众，哪怕是买他单、买他入场票的大众，也能感受到他的看不起。即便如此，汉德克领官方和民间的奖时并无什么障碍，他不会说颁奖方的好话，但也不会拒绝领奖，他似乎认为，人们本就该对他这样的人物存有亏欠心。

德语世界的文学奖真是不少，而获奖的常客都借此获得了国际知名度。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发给了另一个奥地利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此人的争议性比汉德克犹有过之，笔下的故事情节更加惊悚，对常规风俗的挑衅更为彻底。她在1980年代初写出的小说《钢琴教师》，描写一个学钢琴的少女如何兴致勃勃地自残，欣然盼望被强奸，等等。保守媒体上一片讨伐，书的销量居高不下，她之前写的剧本也获得了更多剧院的青睐。

《钢琴教师》在1984年拿到一份金额非常高的文学奖金。耶利内克的虚荣大起，她浏览那些对她各种嘲讽的报道，更加坚定地认为，自己站在奥地利人的对立面，同时为自己的戏还能继续上演、书被议论纷纷而骄傲。她继续写新作，尤其是1989年出版的《情欲》，充满了让人愕然的挖苦话。男人和女人在一起，就为了一直提取她里面的东西——“他看着报纸，从长长的亲吻中拉过妻子，猛地一下砸开了她”，“他觉得这是个自乐商店，是让孩子们成为生意人的商店。在这里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小便。”《情欲》就像一个人来人往的客厅，电视柜里持续播放着一盘色情录像带。

在授予耶利内克诺奖的决定做出时，一个瑞典学院的院士愤然退场。他受不了《情欲》这类小说。即便如此，耶利内克比汉德克要有趣一些，汉德克的作品里充满了牢骚和火气，然后又让读者和观众淹没在一种愤世嫉俗的怀疑，然后是絮絮叨叨的无聊感之中。他们二人都是奥地利人，也都处处针对奥地利人；他们领取一个又一个文学奖，同时依然保持我行我素、漠视荣誉和名声的态度。

他们二人都生于1940年代，他们有一个本国前辈：托马斯·伯恩哈德，1931年生，1989年辞世。在脾气、挑衅性、愤世嫉俗这方面，三人极度地肖似。刻薄是他们共有的爱好，他们不断地蔑视、嘲讽、抨击奥地利人，同时屡获文学奖的青睐，是他们生涯里共有的情形。

但有一点不同：伯恩哈德热衷在自己大大小小的作品中，反复地、全方位地提及文学奖这回事。他甚至写了一本书，干脆就叫《我的文学奖》。在书中，他说自己曾拒绝了十个文学奖，可是官方还是受虐狂一般地要给他发奖，为此，他才不惜冒着再次被颁奖“侮辱”的风险，写了这本嘲讽文学奖的书。

尤利乌斯·卡姆佩奖、海因里希·海涅奖、毕希纳奖、格利尔帕尔策文学奖、奥地利国家文学奖……从1960年代以来，上述诸奖就前仆后继地往伯恩哈德头上砸来，只听他鼻子眼里“哼”了一声：“谁是尤利乌斯·卡姆佩？维也纳没有人知道；海因里希·海涅何许人也？维也纳许多人也不知道。”他说，文化名人的名字，一个个被拿来设立文学奖，这本身就说明大众不读书，对文学没有兴趣，否则不需要如此刻意。再有，就是每个颁文学奖的场合，都是老一套的流程，是官僚刷存在感的场所：

我的讲话统共没有超过三分钟，这时那位部长便怒不可遏地从他的座位上跳了起来，朝我挥舞着拳头，他其实根本没有听到我的话。他气急败坏地当着众人的面骂我是条狗，当即离开大厅，在身后把玻璃门重重的摔回去，致使门玻璃“砰”的一声变成了一堆碎片……那一伙我称之为投机之徒的人，紧跟着扬长而去的部长走出大厅，离开之前也都向我示威……

这段描写，出自伯恩哈德的另一本书《维特根斯坦的侄子》，是一段对颁奖现场的描述，一点都没有暗讽、比喻之类，完全是白描。伯恩哈德在受奖时说了一段话，完全没有常规的客套、感谢，而是吐露了厌世情绪，说了“尘世上的一切如此可笑”，说了“国家毫无价值”，说了“人终有一死”。于是部长跳起来了，挥开了拳头，骂他是不识好歹的狗。

在《我的文学奖》里，伯恩哈德点了这名部长的名字，树他为大敌。在他看来，颁奖者并不是真心扶掖文学创作，而只是想以文学来给自己、给自己所代表的政府和国家的面上贴金。在颁奖现场，众目睽睽之下，表达虚无愤世的情绪，在被“集中看见”的情况下揭露官方的虚伪，这固然很出色，但是之后，奖继续如同斗气一般地授予他，“继续接招吧”——作家和公权力就以这种有点滑稽的方式展开缠斗，越斗还越是彼此难离了。

伯恩哈德的反国家立场，源于他对奥地利现代历史的看法。1918年一战接近尾声时，哈布斯堡王国崩溃，奥地利没了皇帝，进入共和状态，和德国的魏玛共和一样，奥地利的共和时期，政局混乱，经济危机的频繁折磨令人不堪忍受，于是，当希特勒的纳粹党在德国兴起，带动德国强盛时，奥地利出现了一大批拥护者，他们期待靠拢德国，甚至期待纳粹尽快来接管维也纳。

伯恩哈德的童年正逢这个时期。希特勒1938年来到维也纳，受到欢迎，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它的人口仅占帝国的1/10，但是，整个帝国境内近半数集中营，都设在了奥地利。等到二战结束，欧洲的法西斯势力崩溃，德国受到了严惩，但奥地利作为一个重要“帮凶”却被放过了。奥地利用纳粹的方式迫害犹太人，排斥那些战时流亡的作家、艺术家，这些劣迹，在战后没有得到清算。不仅如此，奥地利境内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在战后还蒙受了新的迁怒：他们被指责为引来灾难的人——如果没有他们，也就根本不会有过去六年的战争。

对此，敏锐的文化人拒绝不置一词。伯恩哈德冲在了最前面，他不停地责骂奥地利人不能正视过去，责骂他们上下一心的伪善、保守、蓄意的健忘。他的戏剧和小说里，有大量疯癫、乱伦，以及自杀的情节，他笔下没有善言美句，忿恨的情绪弥漫，主人公在肉体和精神上都走投无路。像是小说《波斯女人》中的主角“波斯女人”，被遗弃，最后卧轨；著名的戏剧《英雄广场》中，主角是一位犹太裔教授，他跳下英雄广场自杀，以抗议维也纳的排犹行为，在纳粹覆灭三十多年后，维也纳的空气里依然充满了对犹太人的恶意。

一如伯恩哈德在一次访谈中所说，他写作的核心，是对奥地利的矛盾感情：“哈布斯堡帝国的过去塑造了我们，在我这里，也许比在别人那里更加明显，我用一种对奥地利爱恨交织的方式表现这种塑造。”在《历代大师》一书中，他是这么“针对”奥地利人的：

奥地利人，作为机会主义者来到这个世上，他们是些胆怯的人，他们靠着隐瞒和忘却生存。再大的骇人听闻的政治事件，再大的罪恶，一周之后他们便能忘记……奥地利人也是生就的罪行掩盖者，奥地利人掩盖任何一种，哪怕是最卑鄙的罪行，因为如上所述，他们是与生俱来的胆怯的机会主义者。

奥地利读者、观众对此的反应如何呢？假如他们给的掌声不够，那么，一个个文学奖纷至沓来，也给了伯恩哈德以被看到、被接受、被鼓掌的机会。作家深陷一种需要刻意保持的孤胆英雄的“人设”里，他需要更强大的定力，才能顶住荣誉声名的“腐蚀”，继续不依不饶、不惜恶毒地批判甚至诅咒奥地利这个国家。

伯恩哈德给耶利内克以及汉德克都树立了榜样。阴谋论者会从他们的姿态里解读出“自我炒作”的味道，从他们博取的名气里一眼看出投机性。不过，奥地利人似乎不这么认为。官方给的文学奖，不管伯恩哈德如何嘲讽，好像还是顺应了民意的。1988年11月，戏剧《英雄广场》在克劳斯·派曼的执导下上演，当时的奥地利总统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之前他还当过十年的联合国秘书长，1982年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奖”）被指名道姓地骂，他的前纳粹分子的身份被揭露出来。这部戏，是在维也纳最古老的城堡剧院正式上演的，剧院由国家出资运营，内容却是声讨国家的罪恶。

瓦尔德海姆是1986年当上奥地利总统的。这件事，也许对步入晚年的伯恩哈德构成了刺激。1989年2月12日，作家离开了人世。不久后，当《英雄广场》再度上演时，那些被伯恩哈德骂作“迄今为止总是践踏我”的奥地利同胞，给了首演式长达40分钟的欢呼。他们都来看这出痛骂国家、痛骂全社会的戏，演出取得了空前的成功。

汉堡媒体上的一条评语说得很到位：“没错，伯恩哈德是奥地利最尖锐的现实主义者，他的每一次争端也是他的胜利。”伯恩哈德曾讽刺奥地利把国家奖颁给他，是“捐弃前嫌，彻底地与我和好”，那么《英雄广场》的演出，大概算是真正的修好。奥地利人民，真可谓一些骂得起挨得起的“响当当的铜豌豆”。在他们心里，民族尊严之类的东西不是“不可侮辱”的，至少不是那么容易被侮辱的。若要给伯恩哈德一个真正的、“国民作家”级的嘉评，不妨就这么写：他用他几十年如一日的批评，有时是近乎无理的诅咒，验证了奥地利人神经的强大和心智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