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芝

《海军上将》是一部讲述荷兰海军名将米歇尔·阿德里安森·德·鲁伊特生平的传记电影。在中国，除风帆爱好者以外，并没有太多人知道的德·鲁伊特，却是荷兰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甚至在英国人的史乘里被大书特书。

毕竟在盎格鲁-撒克逊人赢得海上霸权的宏大事业中，能让阿尔比恩（Albion，英国的古称）吃大亏的人并不多见，德·鲁伊特是其中翘楚。即使日后以狼群战术祸害大西洋航线的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得到的评价也不过是德·鲁伊特以后对不列颠海权危害最大的人。

就风帆时代的历史地位来说，德·鲁伊特是能与英国的纳尔逊（英国风帆战列舰时代海军将领及军事家）平起平坐，各有千秋的人。纳尔逊的三次决定性胜利都是歼灭战，而德·鲁伊特则以“以弱胜强、逆转绝境”著称。

特拉法尔加海战时，就算纳尔逊战败，英格兰还有更强大的海峡舰队，德·鲁伊特就没有这样的好运气，尤其是在第三次英荷战争生死存亡之秋，本就陆地上被法国打得节节败退的荷兰，将任由英国从海上入侵。依靠德·鲁伊特的指挥若定，才将荷兰从危局中拯救出来，因此他也无愧“17世纪风帆之王”的称号。

影片从第一次英荷战争 (1652-1654)的结尾开始讲起，德·鲁伊特怀孕的妻子安娜与三个年龄不大的孩子从祈福的教堂里走出来，与人群在海岸边围观英荷正在搏斗的斯赫维宁根海战。在荷兰海军上将老特罗普斯与副手德·鲁伊特的共同努力下，战术水平与指挥体系不及英国的荷兰勉强获得了惨胜，打破了克伦威尔统治的英国对荷兰的战略封锁，老特罗普却不幸中弹身亡。

德·鲁伊特因为上司的死无比伤感，又因为过去十五年一直在海上拼杀，待在家里只有六个月，所以生起了归隐田园的念头。然而荷兰的地缘环境极其恶劣，需要有一支强大的海军。1650年奥兰治家族正在执政的威廉二世暴毙，只留下一个遗腹子威廉三世，荷兰的共和派趁机发动政变，推出英俊聪明的约翰·德·维特担任大议长领导荷兰，开启了长达22年的无执政时期。

想要共和派与奥兰治派一起齐心协力共建海军的德·维特看中了德·鲁伊特的才能，希望他继任海军上将，心生厌倦的德·鲁伊特果断推辞。但1665年，第二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兰海军遭遇了惨败，深怀家国大义的安娜劝说丈夫出山，成为新一任“海军上将”(荷兰文admiraal与对应英文admiral，都源自中世纪阿拉伯文，意思为海上指挥官、舰队司令，后来随着时间演变成为常规情况下海军最高军衔，在中文里被翻译成“海军上将”。但在德·鲁伊特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军衔还没有诞生，理解成舰队司令更加准确。就像更早以前哥伦布向伊莎贝拉女王请求成为almirante，中文翻译成“海军上将”，其实是时空错置。不过由于这样的译法已成习惯，所以本文依旧使用“海军上将”这个词）。

德·鲁伊特走马上任以后，在德·维特大力支持下立刻革新整个海军体制，学习英国成功经验，并加以改进，整个荷兰共和国也团结一致，出钱出力。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年后的四日海战里，德·鲁伊特利用更高效的指挥与战术击败了在克伦威尔死后拥立亨利二世复辟的乔治·蒙克指挥的英国海军，他更是身先士卒，带领船员进行跳帮肉搏战（两船靠近时，通过跳板或直接跳跃登上敌舰进行白刃战的战术动作）。

胜利的消息传来后举国沸腾，荷兰政府奖励他一套宽敞的住宅，一家人欢天喜地搬入新居。之后德·鲁伊特又接二连三取得了胜利，成为享誉盛名的英雄。然而英国海军实力强劲，德·鲁伊特很难打出歼灭战获得决定性胜利，在圣詹姆斯日之战里老特罗普的儿子，渴求海军上将职务无果的小特罗普更是不听指挥，擅自行动，导致此战战败。

愤怒的德·鲁伊特免去了小特罗普的职务，为了结束战争，他训练了一批海军陆战队，带领他们趁黑夜涨潮之时悄然来到泰晤士河，袭击、摧毁、俘获船坞上的军舰与资产，带给英国二十万镑的巨大损失。由于这场皇家海军历史上最大的耻辱，以及鼠疫与伦敦大火，财政上无以为继的英国不得不屈辱求和。

不甘失败的英国厉兵秣马试图卷土重来，另一方面，法国的路易十四正组建十万大军，蠢蠢欲动。由于陆军被奥兰治派把持，德·维特不仅没有增强陆军，反而裁军了，寄期望荷兰与英国、瑞典新签订的三角同盟能够吓遏法国。

然而事与愿违，英国背盟与法国在1672年携手入侵，德·鲁伊特虽然在海上挡住了皇家海军，陆地上法军却一路畅通无阻，占据了荷兰七个省里的五个。这一年被称作灾难年，进退失据的德·维特被免职，奥兰治亲王威廉三世被推举为新的执政与陆军总司令。

反攻倒算的奥兰治派指控德·维特的兄弟叛国，并煽动暴民将德·维特兄弟俩戮尸于街头，得知消息匆匆赶来的德·鲁伊特还是晚了一步。在此之前，因为德·鲁伊特与德·维特关系密切，暴民围攻德·鲁伊特家，妻子安娜站出来据理力争，拖到了防暴警察赶来。

战争还在继续，身形瘦弱的威廉三世在濒临亡国的危难关头痛下决心，掘开了防海大堤，使法国人望洋兴叹。他又撮合德·鲁伊特与小特罗普冰释前嫌，在1673年的特塞尔战役以少胜多，决定性击败英国，威廉三世也在这一年底将法军赶出国土。

但胜利之后的威廉三世，因为德·鲁伊特与共和派关系密切，不愿效忠奥兰治派，并仗义执言，为惨死的德·维特鸣不平，决定卸磨杀驴，要求1676年德·鲁伊特只率领少量军舰前往地中海与法国作战。为了保护妻儿，德·鲁伊特接受了这一要求，在威廉三世与英国公主玛丽大婚以求结盟英国的同一日，德·鲁伊特英勇战死，与其敌对的法军将士无不向其敬礼致意。

荷兰海军带着德·鲁伊特尸体回国，威廉三世下令举行国葬。葬礼上奥兰治派与共和派第一次肩并肩站在一起，令威廉三世坦诚自己永远做不到这一点。德·鲁伊特的遗孀安娜与孩子低调出席葬礼，被众人发现，请进送葬的队伍中。在众人对德·鲁伊特的缅怀中，影片就此结束。

虽然是德·鲁伊特的传记片，但电影许多地方有违史实，这里面有一些无伤大雅的，比如说影片跨度二十多年，到死时德·鲁伊特已经是年近七十的老人，然而主角的扮相始终是中年人，又比如说电影里英军的指挥官就逮着蒙克一个人“薅”，詹姆斯二世与鲁伯特亲王都没有登场，再比如说老特罗普死后德·鲁伊特其实一直有为海军服务，而不是影片表现的十多年来一直在隐居。

为了方便叙事流畅与情绪感染的缘故，这些事情被艺术加工是可以理解的。真正有问题的是，对威廉三世形象的塑造，是严重违背史实的。威廉三世的爱国心不逊色于任何荷兰人，如果说基于“赵盾弑其君”（春秋笔法）的原则，电影将谋害德·维特的锅盖到没有阻止奥兰治派行动的威廉三世头上，还算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指控威廉三世派德·鲁伊特送死就是纯粹的向壁虚造了。历史上德·鲁伊特的远征军数量并不是电影里的那么一点，他战死的原因更多是因为盟军西班牙人增援不力与运气不好。

不过电影虽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却体现了诗性的真实(verisimilitude)，也就是当代荷兰共和派对王室的恶感，毕竟荷兰曾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共和国，却演变成了今天的君主国。

以后人的评价讲，德·鲁伊特所在的17世纪是荷兰的黄金时代，联省共和国在与西班牙的八十年战争中艰难赢得胜利，在1648年签订《威斯特法利亚条约》从哈布斯堡手里正式独立。

伴随着对原宗主国辉煌的胜利，荷兰逐渐成为东方贸易的霸主、欧洲金融的中心和世界性的“海上马车夫”，这时期的荷兰的造船业是全球翘楚，商船遍布世界，吨位占欧洲3/4，以至于1697年急于吸取西方先进技术的彼得一世匿名改姓混进荷兰的船厂当木匠。除了造船业外，这时期的荷兰文化与科技更是繁荣昌盛，包容开放的社会氛围与充裕富足的资金链条吸引和支持斯宾诺莎、伦勃朗这样的才智之士、艺术大师引领一代风骚。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荷兰共和国就能沉湎于鲜花着锦、烈火烹油中高枕无忧，恰恰相反，来自内外的矛盾依旧时时在挑战这个欧洲西北角的小国：

于外是一同分割西班牙帝国尸体的英法在一旁虎视眈眈；于内是主张奥兰治家族称王、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各省权力、积极对西班牙开战、重夺南尼德兰、执行严格的加尔文主义代表一部分土地主利益的奥兰治派，与大多来自新生的商业城市、要求保持现状，支持各省和各商业城市的自治、维护议会的权力、反对继续与西班牙作战、主张夺取海外殖民地、更倾向宗教宽容的共和派之间的激烈斗争。

这要求驾驭荷兰这艘航船的船长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大无畏的勇气，审时度势的眼光，圆滑的手腕，与调解党派冲突的努力，方能乘风破浪，带领荷兰跨越时代的狂风骤雨。

可从事后来看，不论是奥兰治派还是共和派的领导人，都未能完全做到这些要求，17世纪后荷兰由盛转衰，与领导人的错误决策脱不开关系。

但奥兰治派与共和派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放在动荡不已，邻国英国砍了国王狗头，德法内战死亡动辄百万计的17世纪也算不上什么。最根本的原因，可能还是因为荷兰体量实在太小，地图上巴掌大的国家，人口只有强邻英国的五到四分之一，法国与哈布斯堡的十分之一。

在技术没有代差的情况下，荷兰能够在大国的夹缝中生存本就不易，主导海上秩序更是一个小概率事件。要想以这样的体量维持海权，需要领导人做对每一个选项，稍有差池，就会对容错率低下的联省共和国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荷兰被打回原形，其实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虽然如此，由于奥兰治派与共和派之间的冲突持续两三个世纪，对荷兰走向衰落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对其进行研究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尽管我们的教科书将尼德兰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但荷兰共和国很难说与威尼斯这样的寡头共和国，或者中世纪神圣罗马帝国的自治城市联盟有什么本质差别。毋宁说，作为按照特许权运转的封闭自治法团联盟，是封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阶级的人按照封建传统与契约赋予的不同特权参与城市议会与三级会议。

而荷兰从哈布斯堡手中独立，抗税与护信背后根本目的是为了捍卫从中世纪就延续下来的一系列自治特权，维持自己合众议事的封建传统。反倒是控制神罗皇位的哈布斯堡家族在不断打压地方自治，停止议会政治，破坏地方性的习惯法，身为最大的封建主反封建。

所以，在当时的欧洲人看来，尼德兰共和国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这种三级议会里的议员，以及它所任命的高级官员也都是终身制甚至是世袭的共和国，都能在中世纪找到其同类。并且由于他们几十年才换一次最高领导人，因此在政治上是很稳定的，与今天的共和国也是两回事。反倒是向绝对主义演变的西班牙、法兰西这些马基雅维利笔下的新君主国，才是真正的异类。

如果说荷兰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大概就是与神罗腹地相比，尼德兰经济更发达，因此自治城市数量更多，封建领主数量更少，市民阶级在尼德兰占主导地位。作为由数百个自治城市组成的联盟，这些城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虽然人口不多，却有完整的立法机关与非常独立的自治特权。

由于在组成联省共和国以前，尼德兰地区是由勃艮第家族通过一系列联姻、外交、购买等手段拼凑起来的，然后传到吃绝户的哈布斯堡手里。这些城市因为历史惯性拥有极大的独立自主权，我们甚至可以把荷兰认为是由数百个独立国家的联合，只不过这些国家的大小只有城邦规模。

反过来，荷兰共和国一开始是非常松散的，可能也就比今天的联合国强上一些，所以出现荷兰商人向交战国出售武器粮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荷兰政府无法控制这些自行其是的自治城市。由于市民阶级是国家的主导者，所以由他们构成的共和派也积极维护城市的自主权。

这样涣散的国家之所以能够独立，可能一方面是因为神明的眷顾，另一方面是对实行武断之治的西班牙的恐惧与仇恨，使荷兰人上下一心，凝聚起来，弥补了体制上的不足，同时享受到了分权政体经济、文化、宗教自由所带来的繁荣与开放。

然而，随着哈布斯堡对尼德兰的镇压越来越酷烈，倾注的军事资源越来越大，荷兰也不得不变得集权起来，赋予奥兰治家族的首领军权以应对外来者的入侵。奥兰治家族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将荷兰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但随着战事结束，奥兰治的存在变得碍眼起来了。

因为数代人积累下的军功，奥兰治在荷兰获得了崇高的声望与特殊的地位，其权势一步步膨胀，成为了荷兰共和国的无冕之王。1641年，威廉二世迎娶英国公主，也意味着奥兰治家族被承认是欧洲君主大家庭的一员。

这激起了共和派巨大的不安，一方面，荷兰组成共和国从西班牙独立，本就不愿接受另一个国王。另一方面，他们也恐惧奥兰治亲王成为专制君主，打压、危害荷兰人的自由。而且这份恐惧并非无的放矢，1618年，时任奥兰治亲王莫里茨就发动了政变，逮捕并在次年处决了共和派的大议长，对共和派大加清洗。

所以，在1650年，威廉二世暴毙后，共和派抓住千载良机，也发动了政变，拥戴德·维特上台。公正地说，德·维特的统治将荷兰的黄金时代推到极盛，文治武功都有亮点，如果不是遇到灾难年，本不该落到惨死街头的下场。荷兰在此以后还是走向了专断的君主制。

德·维特的际遇与一百年后波兰被瓜分，充分证明如果没有一支强大的常备(陆)军，就很难在欧洲大陆捍卫自己的自由。但是，如果有了常备军，又可能像掌握常备军的奥兰治派那样，利用自己的陆军优势和联省共和国顶层设计上的漏洞屡次上位，打压议会，推行专制统治。

常备军与自由的矛盾，也是英国思想家经常议论的话题。在被克伦威尔折磨过后，复辟后的英国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每次大战过后就立刻解除常备军，战事又起时再重建陆军，这导致每次欧陆大战英国陆军都要重头开始，缺乏经验的英军军官对陆军的使用能让他们的前辈在坟墓里气活过来。

英国如此任性的缘由，在于他们四面环海，敌人如果不能击败他们的海军，就休想踏上他们的国土——相比陆军，海军很难建立专制统治，毕竟人是陆地动物，不能长时间生活在水里——荷兰没有这么优越的条件，始终生活在陆地，一旦放松军备，就会被陆上的敌人打过来。

类似的，中世纪结束以后，西方世界最重要的四场革命：尼德兰、英国清教、美国、法国，除了美国以外，都在向军事僭主演化。固然在同行的衬托下，华盛顿这个名字熠熠生辉，但美国没有朝拉美考迪罗政治演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周围没有能够威胁他生存的大国，这就使得美国没有建立常备军的需要，安全度过了立国最初的十年，形成了稳健的传统。

反过来，由于大革命后的法兰西急于输出革命，对全欧洲宣战，自己使自己陷于生死存亡的境地，于是只用了十年，便完成了罗马人三百年的演化，将荣誉与权力献给一个科西嘉穷小子。

大部分民主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议会政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它们生存在一个和平与繁荣的秩序之中，维持这个秩序的昂贵费用另有人替其承担，它们可以放心文恬武嬉。所以一旦大环境起了变化，它们的议会政治或许大概率活不下去。

即使是英美这样议会传统悠久的国家，一旦受到巨大的冲击，其民主政治也会向后倒退。以最晚近的例子，与战争无二的大萧条使英国冻结了国会选举直到二战结束，而美国人则选举了一位有史以来最专断的大总统。

奥兰治派与共和派的斗争在历史上很有代表性。如何在国家处于危难关头一方面强化军备，另一方面又使其不危害国民的自由，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比其更需要研究的是，如何构建一个国际秩序，使人们不必总是处于危难之中。如果还有需要思考的，或许就是这样一种秩序如何能以最低代价维持，使之不至于昙花一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