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对克什米尔的占领，固然是扩张冲动的结果，不过也有防范俄国扩张危害到印度的因素。英国对西藏南部地区的侵占，则完全出于扩张。

在19世纪，英国稳定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之后，继续向北扩张，先打败尼泊尔，割取大片土地，又控制了锡金和不丹。在印度以东，英国以商业纠纷为借口，出兵缅甸，于1886年宣布吞并上缅甸，也就是与中国接壤的缅甸北方。同年六月，签订《中英缅甸条款》，双方约定派员勘定中缅边界，英国暂缓派员从印度进入西藏。“暂缓”的原因是西藏反对英国的勘察。英国对缅甸的占领遭遇反抗，北部的土司仍然忠于清朝，英国也无意在北方与中国对抗，但清廷关心的不是领土。1897年，李鸿章与英使窦纳乐签订《中英滇缅境界及通商修正条约》，即《中英续议缅甸条约》，中国割让野人山给英国。1914年提出的麦克马洪线把更多的中国领土“画”入英国的缅甸殖民地。

1885年11月，清政府批准孟加拉 财 政 官 员 马 考 烈（Colman　Macaulay）入藏考察，稍后的《中英缅甸条款》中的“暂缓”内容没有阻止他。西藏地方抵制马考烈入藏，1887年又在今亚东县之下的隆吐山设卡阻挡英国人入侵。隆吐山当时属于西藏热纳宗，八世达赖把这里的草场拨给哲孟雄（锡金）的牧民使用，但保有所有权。英国指责西藏越界设卡，清廷退缩，清驻藏大臣文硕支持西藏地方政府。英国发兵进攻，西藏在1888年的隆吐之战中失败。1890年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清廷承认哲孟雄受英国一国保护，而且除非英国准许，哲孟雄“概不得与无论何国交涉来往”；划定锡金与西藏的边界。隆吐被划出，文硕被撤职查办。

这时，俄国向十三世达赖喇嘛伸出了援手。俄国布里亚特蒙古人德尔智（Agvan　Dorzhiev，1854-1938）起到了作用。布里亚特人主要生活在外蒙古以北的贝加尔湖附近。德尔智是藏语“多吉”（金刚）的转音。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可以不受限制地到拉萨。沙俄利用布里亚特人探查西藏，一如英国利用在拉萨做生意的克什米尔人提供情报。德尔智于1873年前往拉萨，在哲蚌寺学经，获得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并成为年轻的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侍讲，两人保持密切关系。德尔智在拉萨散布俄国就是西藏传说中的北方极乐世界香巴拉，沙皇能够在危急时挽救藏传佛教。在英国紧逼的压力下，十三世达赖喇嘛派德尔智到圣彼得堡见沙皇尼古拉二世。

但德尔智并不完全是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使节。他与彼得·巴德玛耶夫（Peter　Badmayev，1849-1920）在拉萨的间谍有联系，并因此受到沙皇的奖励。

巴德玛耶夫是俄国布里亚特人。他是一位疯狂的扩张主义者，以商业公司为掩护在内亚建立了一个间谍网。作为圣彼得堡的著名藏医，他能够影响许多尊贵的病人——那时的俄国精英们对西藏文化入迷。巴德玛耶夫原来是佛教徒，成为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教子之后改信东正教。他在1893年提出占领中国的具体计划，以兰州为突破口，侵略重点是蒙古和西藏。沙皇的亲信、亲王乌赫托姆斯基和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都热情支持巴德玛耶夫。亲王是维特发起的、用中国赔款建立并针对中国市场的华俄道胜银行的董事长；维特曾担任俄国交通大臣，尤其注重通过铁路推动侵略。但维特是一个明白人，主张有限扩张，因此受到宫廷好战分子排挤，于1903年失去财政大臣之职。第二年，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后，维特却成了与日本和谈的代表。

1900年，德尔智到了圣彼得堡，乌赫托姆斯基亲王把他引荐给沙皇尼古拉二世。尼古拉认为巴德玛耶夫计划很难成功，没有兴趣。但俄国媒体大肆报道俄国对西藏的企图，引起英国的警惕。基于无根据的猜疑，英国抢先下手，在1903年入侵西藏。德尔智和达赖喇嘛一起逃往外蒙古，但达赖最终没有继续北上到俄国，而是去五台山和北京。德尔智扩大了俄国在西藏的影响，但没有证据证明他是间谍。他回俄国后推动藏传佛教的传播，1938年死于斯大林的大清洗。

在德尔智的帮助下，另一位俄国布里亚特人贡博扎布·采别科维奇·崔比科夫（Gombojab　Tsebekovitch　Tsybikoff，1873-1930）经青海塔尔寺前往西藏，于1900年达到拉萨，在哲蚌寺学习一年多。崔比科夫回到俄国后著有《佛教香客在圣地西藏》，注重介绍宗教和民俗。

以上三位布里亚特人都是藏学家。

英国占领拉萨后，于1904年9月7日签署了枪口下的《拉萨条约》，第九款第一条规定：“西藏土地，无论何外国，皆不准有让卖、租典或别样出脱情事。”因“有损主权”，清廷不承认这个条约。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27日，中国和英国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印藏条约》，英国立场有所后退，但仍把《拉萨条约》作为新条约的附约。《中英续订印藏条约》第二款规定：“英国国家应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其一切内治。”英国这时要求排除外国影响，“外国”主要指俄国。清朝灭亡之后，英国又重新加紧对西藏的控制。贝利（《无护照西藏之行》一书作者，英国人、军人，也是本系列连载的主人公，本文是重要的过渡性章节，作者把重点转向了贝利的同行们和当时复杂的政治历史背景）在1913年的测量是行动之一。

《中英续订印藏条约》第五款规定：“西藏应允所有自印度边界至江孜、噶大克各通道，不得稍有阻碍，且应随时修理，以副贸易之用；于亚东、江孜、噶大克及日后续设之商埠，各派藏员居住，英国亦派员监管各该处英国商务。”

根据条约，英国获得在西藏的亚东、江孜、噶大克三地设立商务代表的权利。前两个地方在印度到拉萨的要道上。噶大克是西藏西部的重镇，靠近克什米尔。英国在噶大克驻员的目的是侦查、抵制俄国的扩张，与驻喀什噶尔的英国代表相呼应。噶大克在今西藏阿里地区噶尔县昆莎乡。解放军进藏后，阿里地区专署和噶尔县政府设在昆莎，分别在1966年和1988年迁至狮泉河镇。昆莎现有昆莎民航机场，海拔4200多米。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外交部派四川试用道陶思曾到西藏考察通商。接到这项任务前，他是四川总督赵尔丰委任的商务、矿务两局会办。陶思曾说，从印度到噶大克有两条路，都以新拉（西姆拉）为起点。一条沿着朗钦臧布（象泉河，流入印度河）向东北方向走，到托林（今札达县城所在地），再到噶大克，此路较短；另一条向北走，“经过克什米尔之拉达克全境”，然后沿着印度河（狮泉河下游）到噶大克。陶思曾说：“此路较远，然商旅通行雇骑购物，较免困难焉。”

在1913年前后，英国已经免除对俄国入侵西藏的担心，而清朝刚灭亡，中国不能充分有力地地维护主权。但他们还不能完全放心。

在泽当，贝利继续听阿达·尤拉的情报。他说：“阿达·尤拉为我们提供的情报中，有一则引人注目的新闻是：有两个日本人公开旅行到噶伦堡后突然失踪，而后又突然以马夫的装扮出现在拉萨。他们经常去拜见达赖喇嘛，但其职业真相无人知晓。”他接着说：“西藏，这个政治上的真空地带，似乎在吸引各种外国人来填补它。”

噶伦堡在大吉岭的东侧不远的地方，海拔1200米。和大吉岭一样，噶伦堡也是英国在占领锡金之前从锡金割来的。

日本打败俄国后，在中国东北的势力壮大，从东北到内外蒙古。蒙古人信仰藏传佛教，如果日本能够确定一个对日友好的西藏，将有利于控制内外蒙古。再进一步，如果日本按照设想的那样占领内外蒙古，也就抵达了藏区的北部边缘，那时肯定会觊觎西藏。

这两个日本人应该是多田等观（1890-1967）、青木文教（1886-1956）。他们是大谷光瑞派来的。多田和青木家的寺庙都是西本愿寺的属寺。

大谷光瑞（1876-1948）是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他在1900年到欧洲留学，认识了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人。受这些考古学家的鼓舞，大谷光瑞三次组织探险队，到中国西北收罗文物。大谷光瑞也是伯爵，还是日本大正天皇的连襟、九条道孝公爵的养子和女婿。西本愿寺的法主之位一般由大谷家父子相袭（但血统不连续，有来自贵族九条家的养子继位为法主），也和天皇一样与九条家族保持联姻。因为这种密切的政教关系，也因为日本和尚的好战传统，有一千万信徒的西本愿寺在20世纪上半叶积极参与日本的侵略战争。多田、青木很可能没有充当间谍，但派遣他们到西藏的大谷光瑞一定有长远的设想。

1911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派遣留学生到日本，大谷光瑞安排多田等观教他学日语，同时向他学藏语。第二年，多田和青木文教等人一起送他回西藏，没想到一直送到印度噶伦堡，见到逃亡中的十三世达赖。青木先行入藏，多田还在犹豫，等待大谷的指示。得到指示后，他费尽辛苦，躲开英国人的阻拦，从不丹进入西藏。在拉萨，多田在达赖的催促下进入色拉寺。可以说，多田成为藏传佛教学者完全是被动的，受大谷和达赖的推动。但他在色拉寺攻读10年，携带大量藏文经典回到日本，著有《西藏大藏经总目录》等书，成就非凡。

青木在拉萨研究藏语文，1916年回日本，后来曾在京都大学和东京大学教藏文，也曾在外务省经办西藏事务，著述颇丰。商务出版社在1931年出版过他的《西藏游记》。

多田到拉萨后，已经在拉萨的青木和矢岛保治郎（1882-1963）来看望他。矢岛曾是日本陆军军曹，参加过日俄战争，两次进入西藏。第一次只是为了冒险，第二次则受策动“满蒙独立”的川岛浪速（川岛芳子的养父）的派遣，比青木（他们在噶伦堡见过面）略早到达拉萨，也是在1913年。矢岛先后担任藏军教官和达赖卫队长，娶了一位藏族女子，住在罗布林卡。但他终于受到英国人的排挤，于1918年与妻儿离开西藏，回到日本后自称“西藏陆军大将”。

在1913年进入西藏的还有一位日本人——河口慧海（1866-1945）。河口是第一位进入西藏的日本人，矢岛进藏时以他的书为向导。在印度学习多年梵文之后，河口于1913年第二次到西藏。河口慧海是僧人，为了寻找佛教原典才决定到西藏去的。他于1900年夏从尼泊尔进入西藏，先去西部的玛旁雍错朝拜，然后在拉萨住了一年多，多次见到十三世达赖喇嘛。河口于1903年回到日本之后，在报纸上连载《西藏旅行记》，有很多民俗趣闻，还介绍了闯入西藏的俄国人和英国人、德尔智在拉萨的活动、以及英俄两国在西藏的动向——这些都不像是和尚的兴趣点。这些文章受到英国人的重视，于1909年在印度出版了英文版，现在也有了中文版。

河口慧海两次旅行，都从西藏和尼泊尔携带出来大量梵文和藏文佛教典籍。他回到日本从事翻译，出版多部汉、藏、日文对照的佛经，编辑《藏和大辞典》。但这样一位大学者也不免有间谍嫌疑。他在第一次入藏前在大吉岭拜达斯为师学习藏文，回到大吉岭后又把他了解到的情况报告给达斯。萨拉特·钱德拉·达斯（Sarat　Chandra　Das，1849-1917）是学者，也是英国间谍。这位印度教徒在1879和1882年两次伪装成朝佛者进入西藏，是英国派往西藏的多位测量员之一。1884年，达斯还陪同马考烈一起到西藏。间谍达斯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著有藏英词典、藏文语法以及西藏游记。

河口与另一位间谍也有“关联”。日本情报机构当初花了很多钱，派遣间谍成田安辉到西藏。成田以他的旅行经验指责河口从来没有到过西藏，然而，人们却发现，成田根本没有像他声称的那样在1901年到过西藏。

在很长一段时间，西藏之行是探险家们的极高荣誉。他们彼此竞争，以闯入拉萨为胜。为了突出自己的冒险经历，他们有时候会互相诋毁。

俄国军官、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竭力否认法国传教士古伯察到过拉萨。普氏在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考察，发现普氏野马、普氏原羚和罗布泊。他在19世纪70年代分别从北部和东部两次进入西藏，以哥萨克士兵的步枪开路，多有杀戮，但仍受到阻拦，最近的一次距离拉萨只有200多公里。古伯察确实在1846年1月到了拉萨，清朝驻藏大臣琦善 （1843-1847在任）很快把他押解出西藏。道光皇帝对琦善的奏文做了重要批示，要求详细调查古伯察的来历。《清实录》的记载可以为古伯察作证。

琦善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任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历史学界一个有争议的研究成果认为，琦善并没有在1841年1月割让香港的《穿鼻条约》上签字，英国代表义律也没有签字，香港是被英国强占的。这与《西姆拉条约》的情形有些相似。琦善对古伯察的严厉，大概与他在广州主张对英和谈而受到道光帝严惩有关。排外是清廷中晚期的主旋律，而调调总是由皇帝或者太后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