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是，前现代的日本社会与中国有着显著的相似之处（当然也有巨大的差异，这里无法展开论述），但近代以后，日本与中国走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现代化之路。相比于中国100多年来持续激进化的革命运动而言，日本社会虽然也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迁，期间还夹杂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对外侵略及随后被美国以武力强加的政治变革，但总体上看，自推翻幕府封建统治、推行“王政复古”的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对传统社会的“打碎”和“改造”是非常不彻底的。

在精神信仰层面，古代社会中那套伦理道德不仅没有遭受毁灭性的破坏，相反还被成功地改造成现代化的重要精神资源。举例来说，为了塑造现代国家的国民认同，维新宪政以后的历届日本政府都竭力抬高德川幕府时代并无多少社会影响力的产自日本本土的神道教，并刻意打压幕府政权赖以维持其统治的来自中国的儒家意识形态。然而，如果对所谓神道教作仔细解剖，我们就会发现，它不过是借用日本远古神话的外壳，又融合了儒、释、道三教道德训诫的大杂烩而已。简单地说，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以后，现代日本人当然不再将日本看成华夏文明笼罩之下的“天下”的一部分，他们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福泽谕吉提出的所谓“脱亚入欧”，以西方国家自视，但在日本人的精神家园里，那套运行了千年之久的信仰体系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日本人与西方迥然有别的所谓“崇尚集体主义”、“强调服从”等的民族性的源头，今天它正在灾难中默默地支撑着每个人的信念，并成为凝聚整个社会的强大力量。

而在社会组织层面，的确，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在很短时间内改变了幕府中央政权之下各地封建大名割据的局面，迅速将自己塑造成为一个现代中央集权国家。然而，在这一过程中，昔日强大的地方精英势力（涵盖政治、经济和文化各方面）并未被消灭，他们只是经由各种渠道，改头换面，转换成为了新的政治制度之下的自治力量，并在法治的框架内对中央政府形成了有效的制约——过去拥有地方武装的大名地主可能摇身一变，成为代表地方利益的豪门议员家族或企业寡头；而那些中下级的武士们（他们在传统日本社会中的功能相当于中国古代的“士”）则很可能放下武士刀，成功变身为社会各界的专业人士，其中也包括今天忙碌于政府各部门的官僚公务员。

简言之，日本的现代变革，仅仅是一场（或几场）涉及面不大、深度很浅的上层政治革命，日本社会的文化传统基本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它的下层社会基础经过改造被顺利吸纳进新的政治和法律体制中。在我看来，这种“不彻底”，恰恰是日本现代化进程比中国远为迅速和成功的根源。传统社会里的大多数文化价值和社会组织，只要经过合理的演化，其实完全可以转化为现代民主法治体制下的重要资源。这就好比一块砖，你既可以用它来营造专制皇权的宫殿，也可以用来盖资本主义的股票交易所，同样还可以拿它来兴建社会主义的大礼堂。资本主义股票交易所和社会主义的人民大礼堂，并不是必须要烧掉了皇宫、将它碾为齑粉才能矗立起来的。在很多情况下，旧时代的皇宫甚至稍加改造，就能直接派上新时代股票交易所和人民大礼堂的用场。

在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所谓“失落的20年”里，日本经济停滞、政治失败、政府走马灯一般地轮替，但假如你深入体察过日本普通百姓的生活，你就会发现，他们绝不像我们想象的那般困苦和窘迫，一切依然各安其所、礼乐粲然，仿佛这样一个社会根本就不需要政府。原因就在于，它的深厚的“社会资本”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发挥着巨大效能。

传统不完全是现代的障碍，更不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恰恰应建设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

反观中国，我们的现代化之路基本上就是日本的反面。中国历来就是“强国家—弱社会”的政治格局，社会资本原本就十分稀薄，但传统社会里好歹还有一些诸如乡绅、氏族、寺庙之类的社会组织。一个世纪以来，通过一次比一次彻底和激烈的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文化革命，我们几乎打碎了传统社会里的一切被认定阻碍现代化的精神价值和社会组织，却始终未能在社会上层建立起一套现代的政治制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有人喊出“我是一颗螺丝钉”的响亮口号时，国家凭借着全权政治、计划经济和单一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已经成功地消灭了社会，将自己打造成一台严丝合缝的机器，而每个人则是这台机器上的没有丝毫自由选择权的固定的零件。

在这里权且不从价值的层面去判断这种国家结构的好坏，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像这样由一台机器般层层严密组织的政府与无数一盘散沙似的孤立个人构成的共同体，一旦面对重大的变故和灾难，政府暂时失效的情况下，社会是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展开自发的协同与合作的——人与人之间的唯一纽带只有政府及其统辖下的“单位”，每个人都既不了解也无法信任他人……

更令人扼腕的是，在一波又一波荡涤一切的革命中，固有的伦理道德分崩离析，但新的为社会所接受和信仰的价值体系又始终没有真正确立起来。于是，我们就不仅成为失去社会依托的孤独的原子单体，在精神上更是一群无家可归的流浪者。

我相信，这就是对中日两国100多年来各自走过的不同现代化道路进行比较所能得到的经验和教训。当然，我还想要指出的一点是，日本的“改良”和中国的“革命”（姑且这么粗略地说吧）绝非中日两国的现代化先驱们从一开始就有意识地选择和规划出来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日本的第一代现代知识精英们在颠覆传统、全盘引进西方 “先进”制度、文化方面的激情和勇气一点也不亚于时间上比他们晚一辈的中国同仁。他们甚至还提出过让日本人与欧洲人通婚以“改良人种”的极端方案。只是由于许多错综复杂的客观历史原因，他们的努力大多幸运地成为了空想；而在下一个历史阶段截然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背景下，他们的中国学徒却悲剧性地在中国成功地实践了这种理想。至今回想起来，仍然令人感慨历史的阴错阳差。时至今日，那个曾经以东亚为“劣等”、立志要彻底与“未开化”的中华文化彻底决绝的日本，却反而成为了将中国古代文化保存得比中国自己好得更多的社会。

那么，今天我们再来讨论这些意义又何在？历史不能假设，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苛责中国第一批觉醒的现代先知。然而，走过了这段历史以后回头再审视，我们应该能够得到这样的结论：传统不完全是现代的障碍，更不是现代的对立面；现代恰恰应建设在延续传统的基础上。传统乡绅、氏族的确是维护保守的儒家意识形态和大一统皇权统治的重要纽带，但只要政治运转的制度（也就是游戏规则）改变了，类似这些建构和维系传统社会的大多数精神和器物资源又何尝不可以转化成建设现代民主宪政社会的宝贵财富？又何必非得把它们砸个稀巴烂而后快呢？事实上，离开了这些重要的资源，现代社会就只能是图纸上的空中楼阁。

但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最大的困境在于，我们面对的已是一片废墟和瓦砾——它们正是我们亲手造成的。在这样的不利态势下，我们下一步建设现代制度和现代社会的资源又在哪里呢？我觉得，就像烈火和暴雨停歇后瓦砾堆里会重新生长出希望的种子一样，当国家的掌控逐渐放松、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自由合作展开，社会的力量也会重新积累和成长。当然，这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更需要人们有意识的努力，尤其是智慧和耐心。但这里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社会再也经受不起新的破坏了——我们几乎已经毁掉了几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整个精神故乡以及维系这个世界的所有纽带，我们唯一赢得的就是身上的锁链。

随着各种非政府社会组织的兴起、特别是互联网的蓬勃发展，中国的政府和媒体近来也越来越多地谈论起加强“社会管理”的问题。但必须从一开始就明确的是：所谓“社会管理”，其基本立足点和价值指向究竟应该是什么？如果把“社会管理”等同于“管制”，其目标就是将各种改革开放以来好不容易自发生长出来的社会资源无一漏网地再度收编进国家这台超级机器中，然后根据特定的政治需要（对另一些人来说，是所谓现代政治的蓝图）进行设计和规划，那么，我们将注定再走一遍过去一个多世纪里走过的失败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