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崔卫平/文 第一次见潘鸣啸先生，是在秦晖先生家，一个儒雅的法国学者，高个儿，神态睿智、宁静。他很快就让我觉得很生气。第一，他将汉语说得那么好，“儿”音那么准确；第二，他的神情各方面都像中国人，他的谦和，他的内向，他带一些无奈的微笑，仿佛已经探到了我们民族的根基，并从中生长了出来。他这样做，不仅让我对他的民族失掉神秘感，而且让我对自己的本民族失掉神秘感。

在同时失掉了对于两个民族的神秘感之后，代之而起的，是对于老潘本人的神秘感，尤其是对于这本书的神秘感——《失落的一代——中国上山下乡运动·1968-1980》。该书由中国大百科出版社于今年1月份出版之后，很快加印了第二版。老潘告诉我，听说该书已经在盗版市场上出现。我回答他，有盗版，您应该感到荣幸。我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样的荣誉。

一个法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采访无数人和阅毕无数书籍、文件、卷宗之后，写出了有关这场也许是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迁移运动的研究专著——它的前因后果、各个阶段的不同特色，宏观叙事穿插着丰富的具体细节，是研究当代中国的一份硕果。中国有一句话叫做“画鬼容易画人难”。这本书中的绝大多数当事人还活在人间。让活着的人读到他们自己的历史，面对自身的过去，这真是一个艰巨的考验。它是一本严格规范的学术著作，也是一本可以当作故事书来读的历史著作。

带着这样那样的好奇心，我访问了潘鸣啸先生。

贫下中农不理解革命

问：你说你最早接触的一批知青是从广东偷渡到香港的，那么你与中国的接触最早是在香港吗？

答：我1968年就开始学中文。当时对文化大革命感兴趣，对中国哲学、文化也感兴趣。但是，我没有参加那些法国大学生的毛派组织，我一向都对个人崇拜觉得不对味，觉得个人崇拜是跟马克思主义有矛盾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文革”断了文化交流，所以只有一个方法，最便宜的飞机票到香港，那是最接近中国的地方。

问：那是什么时候？

答：1971年。一到香港就是林彪倒台，给我一个很好的教训。起先香港的报纸上流传林彪有问题，可能死掉什么的。但是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法国人，都说这是谣言，结果证实这是真的。这让我觉得香港台湾那些报纸说的话不一定是错的。

到了香港我半工半读，一边教法语一边学汉语，我的进步很快，因为我选择的朋友都是讲普通话的人。我不想学粤语，我知道不可以同时学两门语言。几年以后我偶尔通过一个朋友，碰到一批刚刚从广东省偷渡出来的知青，那个时候很多的。比较接近澳门和香港的地区已经没有一个知青了，他们差不多都偷渡出来了，偷渡了几万，至少几万。虽然他们的工作很说辛苦，在香港做工人，但是他们还是比较关心国事，他们出了一个很小的民间刊物叫《黄河》。我和另外两个法国学中文的朋友跟他们谈话，谈得非常有意思，觉得那就是另一个世界。当时中国很封闭。

问：什么样的故事那么吸引你？

答：首先我很同情他们，他们大部分都还是有理想的，当过红卫兵，跟工农兵相结合，他们在乡下继续讨论革命什么的。可是后来他们一到那边发现不可想象的落后，那么穷。他们说还有一些地区有抢婚的习惯，我想中国还是这样的时代，真的是没想到。

问：你没来之前，觉得中国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我们受宣传的影响，比方说我们在大学只能看《红旗》杂志这样的刊物，我们都相信以前的中国穷、不平等，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都平等了，不一定说是很好的日子，可是差不多没有太穷的人。可是他们（指偷渡的知青）跟我们讲的是，中国还是那么落后。他们说要我们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可是你跟那些农民谈话，他们根本不理解什么是革命，他们仅仅为了吃饭就从早到晚拼了命。为了自己的利益，农民还经常会做一些损害公共财产的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很受刺激，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呢？后来我们完全理解了，因为人们的生活那么苦，这是本能的一种反映。那我觉得这个有意思，我觉得我就是从他们得到了同样的一种经历，从完全乌托邦的一种理想，就面对了历史，到面对了现实。

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这样一件浩瀚如烟的工作，耗费了你许多年的时间精力，是什么动力让你坚持下去？

答：“六八情结”。那个时候已经有一种全球化，全世界的青年是有一种共同的兴趣的。我们那个时候对马克思主义，对革命，对社会公平，对人类的命运什么的都积极关心。在中学的时候我要放弃学习跑到印度，还好我的父母把我的护照扣下来，没有让我走。后来跟越南战争也有关系。法国的学生反对美国人征战越南什么的。这个运动开始是几百个人游行示威，他们不是共产党（指法共）控制，完全是比较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也是很浓的，这些人有幽默感。我们有一种本能的正义感，也要去。而且，当时有个部长说，“有一小撮极端分子闹事”什么的，我觉得这也很有幽默感，我也要当“一小撮”。

问：你当时是大学生了吗？参加后做了什么？

答：当时我是大学生，二年级，学哲学的。5月10号之后，索邦大学关门了。一些人开始用一些铁的东西，把石头路上的石头挖出来，当作路障。那个时候我就有一点反对，我觉得我们是应该非暴力的。可是那个时候非暴力是不行的，警察冲来了，在那种情况下你就要选择是不是扔石头了。而且那天警察用催泪弹，比较厉害，有人把车烧掉了，那个晚上我一辈子都记得的。当然比起中国那么多事情还是不算厉害，可是在法国还是算得上一种风暴嘛。从那以后我就天天参加，我跟当时我的女朋友我们去参加占领当时一个国家比较有名的剧院。我们要占领一些法国的大学、文化机构什么的。

问：占领以后怎么办呢？

答：法国政府还好，如果他们完全跟我们抵抗的话，那就会有死人的事。还好，他们只是砸那个门。因为是法国国家的剧院，有那个法国国旗的，我就让我女朋友站在我肩上，我们把法国国旗拿下来，把蓝和白撕掉，只留下红的。你看我有多么“红”！以后我们在里面，整天开会，讨论，我们要跟工人阶级结合什么的，算是占领区吧。有些人就到大工厂去做宣传，雷诺汽车厂什么的，后来整个法国都罢工了，13号有一个非常大的示威。是一百万人参加，非常伟大。本来那些非常大的工会，法共，都不太赞成我们这么做，后来他们觉得因为有这种力量，从下面的力量，就一定要参加，不然他们就要被抛弃，然后他们就参加了。很快，就没有石油了，没有车了，我就骑自行车，那时我们很开心的，觉得巴黎已经是解放区了，没有警察。警察不敢出面的。

问：“革命”对你们意味着什么？

答：革命就是把戴高乐赶走。一旦把他赶走，然后搞一些苏维埃，搞一些真正的民主、直接民主，我们也是对那个巴黎公社很感兴趣。后来和中国红卫兵谈，我们都有共同的目的。要搞一个巴黎公社，而我们就在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