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天派的告别

本周，在即将卸任之时，赖斯接受了《华盛顿邮报》记者的最后一次采访，她的心态显得无比阳光。谈起世界上的各种问题，赖斯始终显得热情洋溢，简直就像是邦葛罗斯博士的女儿（译注：邦葛罗斯博士是伏尔泰笔下的一位乐天派哲学家）。当被问及她对哪些政策感到遗憾时，赖斯轻快地反问道，“你莫非是要说，你难道不对某某事感到惊悚吗？”

上周一，布什总统也召开了最后一场新闻发布会，他的语气也是同样的乐观，不承认自己犯过错误。布什依然一如既往地和蔼可亲，对那些负面评价不屑一顾，称那些观点只代表“眼前的历史”，而他要关注的是长远的、宏大的前景。布什说：“在总统任内的每一天，我都感到很快乐”。最令人惊讶的是，他说得一本正经，毫无撒谎的嫌疑。

八年来，这些“乐观的保守派”主导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个词听起来有些矛盾，但在布什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里，当政者仍牢牢坚守这样的思维。布什政府既持有一种阴沉的、保守主义的观点，认为使用武力是必须的，同时又抱有一种玫瑰色的理想，认为人类可以自我完善，走向完美。这两种矛盾态度结合起来，就带来这样一种结果：布什政府以武力的方式来促进世界的改善，而这种对外政策让其他国家感到恐惧和愤怒。

奥巴马即将上任，在我看来，这代表着“悲观的进步派”的时刻就要到来。这种新的世界观也是两种思路的结合：其一是改善人类生活的自由主义愿望；其二是对政治力量与武力的局限性做一种现实主义的理解。1961年上任的肯尼迪总统也是一位进步主义者，他告诫人们要“不惜一切代价，不怕重担压肩”。与这种激情洋溢的态度相比，奥巴马所持的是一种较为悲观的进步主义。肯尼迪的那种进步主义，我们已经尝试过了。

要等到奥巴马发表就职演讲的时候，我们才能明白他将奉行什么样的方针。但不久前他在乔治梅森大学做了一场演讲，颇不寻常的是，他没有使用那种 “我们要在地上建立天国”的措辞。奥巴马以暗淡的口吻描述了高达两位数的失业率，并称现在的美国工人是“失落的一代”。

奥巴马在美国广播公司的《本周》节目里同主持人史蒂凡诺波罗斯（GeorgeStephanopoulos）探讨了情报问题。在收看过程中，我发觉这位悲观主义者对潜在的灾难感到担忧。奥巴马在竞选中曾承诺，上任之后要禁止严厉的审讯方式，以及其他在反恐斗争中使用的过激方法。而副总统切尼则警告说，奥巴马在改变政策的时候，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史蒂凡诺波罗斯问奥巴马，对切尼此言有何评论，奥巴马的回答很惊人：“我想这是很好的建议”。

为了强调这一点，奥巴马还表示，他将反对对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过错进行事后调查。他的理由是，“在国家安全问题上，我们必须着眼于树立未来的正确，而不是检讨过去的错误”。这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应当会让那些准备和保守派算账的自由派感到失望，但这明显向人们表明，奥巴马没有志得意满，他清醒地意识到，基地组织及其盟友仍对美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进步悲观主义的典型代表是乔治·奥威尔。奥威尔曾是一名热情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但也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主义者。他既不相信左派改善世界的冲动，也不相信右派的帝国沙文主义。在著名的小说《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里，奥威尔对乌托邦式的冲动表达了深深的疑虑，并认为这种冲动很可能被专制的领导人利用。奥威尔毕生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是一位进步主义者，一心想要拯救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悲观主义者，他清醒地知道，这种人道主义的冲动很可能被人利用，导向错误的方向。

布什的大错是，作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相信可以对全球实行社会改造。他挥兵杀入伊拉克，并坚信美国可以以西方式的进步理想来重塑这个传统的部落社会。当谈论伊拉克、阿富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的民主时，布什的口气像是说，这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民主自由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历史性力量，而不是脆弱的、不完美的凡人所做的选择。

但奇怪的是，保守派一般都对宏大理念和宏大规划抱有根深蒂固的疑虑，而这一点在布什身上却没有表现出来。布什常常提到林肯总统，但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林肯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悲观主义者，他曾经多么迫切地希望避免美国内战。布什在伊拉克战争前夕直截了当地说：“让我们动手吧！”很难想象，林肯会说这样的话，会有这样的思维。

如果阳光的、总是信心满满的布什需要读一些美国史的话，他最好是读一下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对乐观主义发出的警告：“如果人类都是天使，政府就是多余的。”

这些乐观的保守派在上台时意志坚定，富有一种天生的方向感，在下台的时候，他们依然如此。面对这样的一群乐天派，若有勇敢的史家想要描述他们执政期间这段辛酸痛苦的历史，恐怕也会感觉难以下笔吧。

（本文由《华盛顿邮报》提供中文版权。赵信/译）

大卫·伊格内休斯

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曾任《国际先驱论坛报》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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