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文章的特点是其较有“理论色彩”，在这篇名为“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的短文中，他列举并简要分析了胡风和胡适的几个重要概念，得出了“胡风的思想本来就是最腐朽的主观唯心论。胡风的思想跟胡适的思想在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如胡适讲“无所不包”的经验，胡风讲“主观精神”。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反理性的盲目行动主观唯心论，而“胡风底思想也正是这一类的东西。他们底思想来源，一部分可以上溯到德国法西斯所崇拜的哲学家尼采。胡风底思想更多一些尼采的神秘意味。”他进一步说：“胡适的思想所披的外衣是‘科学’。胡风的思想所披的外衣是‘马克思主义’。”胡适言必称杜威，胡风言必称马恩列斯。但是，胡适说他信奉杜威是真的，胡风说他信仰马恩列斯是假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胡风比胡适更为恶毒”。

贺麟这篇文章名为“剥去伪装”，其特点是在1000多字的篇幅中有三分之一是作严厉的“自我批判”。他检讨说：“在解放初期，我也曾经误认思想进步得很快而其思想转变过程又为我所不了解的人为‘投机’。在有一段期间，我也曾错认党中央负责同志为‘有权有势’的人，而不愿靠拢他们，以避免‘趋炎附势’，当然更不愿响应党的号召写‘千篇一律’的‘应酬’文字了”，“现在想来，有过这些阻碍我进步、使得我工作受损害的错误思想，实不胜愧悔。因此我感到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和胡风思想划清界限，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愉快地接受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作斗争”。如此这般，反映了不久前“思想改造”的深刻影响。

梅兰芳的“伪善的假面具和恶毒的真面目”虽只有500来字，但传统所谓“伶人”也对毫不相干的胡风案表态，本身就说明了时代的根本性变化，“演员”成为“干部”，独立的“戏班子”不复存在。梅文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承认：“胡风的文章很难读，最初我看了许多批评他的论著，还以为只是文艺思想的问题；听完了杨献珍、孙定国诸同志的报告，我才清楚地了解到他的反党思想的本质。读了舒芜的揭露的那些信件，我更感到以前的想法，是太天真了。”

但最有特色的，却是排在首篇的叶圣陶的表态文章。文章的题目就与众不同，非常中性：“看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关于胡风的材料”，几乎不能叫做“题目”。与其他文章那些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题目，如“暗藏的狼”（楚图南）、“绝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钱伟长）、“凶恶的敌人”（白朗）、“一个疯狂的反党的野心家”（叶浅予）、“提高警惕，揭穿胡风反革命的阴谋”（田华）……形成鲜明对照。

更令人惊讶、甚至令人叫绝的，还是他“表态”的“艺术”。这篇文章不过千把字，但一开始，他就用足足三分之一的篇幅如此“铺垫”一番：“我看不懂胡风的文章。一个个字全认得，说的什么意思可不明白，只好放下不看。文章既然看不懂，他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也就完全不了解”，“几个月来听了几次报告，读了报刊上批判胡风的文章。报告和文章里都引了许多胡风的语句，我看不懂的语句。经报告人和文章作者一分析，我才懂得胡风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前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我的自我批判’我还是看不大明白，不明白的地方在他今天到底怎样想。所谓‘材料’是胡风给舒芜的一些信，因为舒芜给加上了提要、按语、注释，我大体看得懂。我看了这些信，不由得又骇怪又愤怒。”随后的几百字，当然也是把胡风严批一番。

梅兰芳认为胡风的文章很难读当在情理之中，叶圣陶可是公认的“语文”大家呀！他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自己看不懂胡的文章，是“经报告人和文章作者一分析”后才懂得胡风的哲学和文艺理论；而且，这些所谓“材料”其实是胡风给舒芜的一些信，似乎唯恐人误会，他还更进一步强调就是这些信件自己也是“因为舒芜给加上了提要、按语、注释”后才大体看得懂（梅兰芳都看得懂），用心颇深，意在告诉人们，也是告诉历史：他的看法、批判完全是根据这些报告、提要、按语、注释得出的。附提一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1998年第4期发表了“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长文，详细说明了这些信件的真实含意，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先定性、后取证的情况下被加工，即叶圣陶所说“加上了提要、按语、注释”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反革命”罪证的。

叶圣陶不愧是著名的语文大家，文字浅近易懂、明白如水，却暗藏玄机。当然，如此表态不仅需要“艺术”，其实更需要“胆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