鄢烈山：民主的分谤功能

官是越来越难当了！不论政府做出什么样的决策，总会有反对意见，甚至有骂娘的，不是有人质疑决策的合理性、合法性，就是有人怀疑决策的动机，乃至是否与什么利益集团联手，慷纳税人之慨而从中分肥。

这是必然的，也是正当且正常的，它表明我们社会的政治文明在加速进步。说必然，是因为世上任何决策都是权衡利弊得失的选择，其结果对各人的损益并不完全相等——— 恰如广州市常务副市长苏泽群近日所言，社会少不了殡仪馆和变电站，但谁都不乐意它们建在自家附近。这就有个风险评估、防范、减灾和利益补偿问题，公共决策的过程必然是利益攸关方博弈包括讨价还价的过程。从前，貌似长官一锤定音，其实也有上下级政府或政府部门之间的密室讲条件；现在公共舆论相对开放，利益相关方的表达权也还是有大有小，农民的声音可能是最弱势的。说正当，是因为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就是民众可以监督政府，若不心存质疑，不从政府决策的动机、过程到结果，用怀疑的眼光全面审视，那还叫监督吗？

害怕监督，不愿听逆耳之言，承受不了被人当贼一样审来审去的“人格侮辱”，那就不要从政，专制时代人们都知道宰相肚里要能划船。你不愿“挨骂”了，有大把的人等着顶岗补位呢。

但是，公共决策也可以不用行政首长来承担公众的谴责，它的前提就是决策民主化。如果事涉公众利益，在公众知情并且自由表达的前提下，经过合法的真正代表民意的程序做出决策，无事不可对人言，行政首长不过是执行这个决策，“礼义之不衍，何恤人之言”？大不了就是照章法修改决策，与为政智愚有关而无涉人品清浊。

据《新快报》11日报道(我注意到，这篇报道的通讯员署名“穗仁宣”，即广州市人大的宣传工作人员)，在以依法行政为主要内容的部分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座谈会上，大部分代表和委员认为，广州依法行政中的最大问题是：“重大项目的上马不够尊重民意，缺乏事后评估！”“对于政府近期对LPG公交车、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等公共事件的处理，代表和委员普遍表示不满”；“BRT、治水投资没经人大审议”；“对东风路改造30年来未停过，今年搞绿化带明年就改隔离带，再过一年又换绿化带，劳民又伤财”……这些意见毫不含糊，“直指官心”。

市人大代表刘莲香直言，落实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是目前最待解决的问题。其实，如果像BRT、治水投资这样的市政大工程都未经人大审议，还谈什么普通市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须知，早在2001年8月8日，《广州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办法》就印发执行，规定涉及人口、环境、资源等方面的重大措施和市财政预算变更等重大事项，必须经市人大常委会讨论决定；而《广州市规章制定公众参与办法》已从2007年1月1日起实施近三年。

为什么两个关于民主决策和民主参与的“办法”都没有照办，而行政部门还是想怎么办就办了呢？除了党政机关权力仍然没有受到切实有效的制衡，毕竟也与官员的观念有关，即他们没有意识到民主也有分担谤议的功能(“谤”在这里如同民谣的“谣”是古义，批评谴责的意思，不是今天“诽谤”的“谤”；“诽谤”在古代不是罪，天安门前的华表就起源于上古的“诽谤木”，即群众刻字批评朝政的柱子)。“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是毫无疑义的，否则我们先前就不会搞“民主革命”，官员也不会标榜自己“作风民主”；但利弊相生，民主起来，决策前七嘴八舌地先辩论一通，行政效率的确可能不高，办事更不会有快刀斩乱麻的“痛快”，更毋论什么都让老百姓知情，众目睽睽想勾兑点私利有多难了。

然而，如果心底无私，又无“天纵英明”的自负，在民众参与公共决策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的今天，手握重权者不想受太多的舆论谴责，那就请自觉地遵守职分，让人民代表及其组织，让公众更广泛更有效地参与公共决策：那样，一旦决策在执行中发现有什么问题，也轮不上你承担指责，谁都明白权责对应的常识，公众对效果不佳的决策会有悔无怨。

陈说民主决策有分谤的功能，当然是为领导作想，恰如战国策士的游说人主。如果你说，民主本来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意思，公民能否参与公共决策，不仅关系他们的利益，更关系他们的生活价值和人格尊严，这是我们人民共和国国体所决定的，这是宪法所保障的基本人权，云云，我恭喜您正确，“得分！”

（作者系杂文家）

（文章来源：09年11月12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