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岛环球网特稿）在中国的人大和政协年度会议结束后，公立大学过度借贷的问题再次被提出来，同时也不禁让人担心，许多大专院校是否会破产，它们的银行借贷是否会成为坏帐。目前，官方还没有采取任何解决行动，但有分析称，可以肯定的必须彻底评估已产生了很多问题的公立高等教育商业化运作模式。

《亚洲时报》发表文章称，大学过度借贷的问题2006年首度曝光。在审查几所公立大学的帐目后，大胆直言的国家审计长李金华提醒有关方面，当心大专院校从银行过度借贷的金融风险。据中国社科院2006年的社会发展蓝皮书估计，公立大学2005年拖欠的贷款在1500至2000亿元人民币。

但甚至这一数字也被大大低估了。九三学社副主席、政协常委邵鸿在人大和政协会议进入尾声时说：“公立大学所欠的债务实际上要比这一数字多得多。”这位南昌大学前副校长称，中国公立大学总债务高达4000亿元，而且这还是“保守的估计”。他说，除了银行贷款外，许多学校还欠建筑公司和其它机构的钱。

官方数字显示，自1999年以来，全国各地公立大学在基建领域的投资超过5000亿元。很多业内人士与邵鸿持相同的看法，即这些基建资金的80%来自贷款。从金融方面来说，很多大学处在破产边缘。实际上，它们的运作情况正出现问题。

追本溯源，过度借贷问题缘自1990年代末高等教育的过度扩张。在1949至1999年之间的五十年里，中国大学被作为与政府相关的组织机构，其运作依赖政府拨款，严格遵循“收支平衡”的原则。正因为如此，它们不得向银行贷款。然而，在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以期刺激投资和国内消费，进而维持经济高速增长。正是在这一政策下，高等教育扩张为一个重要的消费部门。

在1999年，中国国务院宣布大幅增加高等教育机构的招生规模。然而，中央政府一方面制定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政策，另一方面却未能提供相应的财政支持，反而鼓励学校像企业那样进行商业运作，因此准许它们向银行借贷用于扩招。

地方政府立即将这看作是一个增加当地基建工程的黄金机会。因此，1999年公立大学开始大规模向银行借钱。大多数贷款用来扩大校园，修建新的教学楼、办公楼、宿舍等设施。许多地区甚至争相建立规模巨大的新“大学城”。

中国高等教育的确发生了一次“大跃进”。高等教育机构数量从1998年的1022所，猛增到2004年的1731所；在校生人数从1998年的643万也随之猛增到去年底的2500万。仅1999年，扩招人数就增加了50多万。

公立大学几乎把所有贷款都用在了与地产开发相关的项目上，但不幸的是，它们却不能像商业住宅开发商那样出售地产。于是它们只有两种方式偿还银行贷款：一是申请新的贷款以偿还先前的贷款；二是大幅提高学费。但在2004年初温家宝总理领导的新内阁开始实施宏观调控，停止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后，大学的贷款潮也随之平静下来。商业银行因担心坏帐增加也对向大学贷款持谨慎态度。

1949年后的很长时间里，中国高等教育是免费的，政府甚至给每个学生一些补贴。从1990年代初，政府开始准许学校收取学费。在1990年代中期，每位学生的平均学费是几百元。但自1999年后，学费成倍增长，如今每年在5000至8000元之间。越是名牌大学，学费越高。但在此期间大陆居民平均收入只增加了四倍，远远低于学费增加速度。

高涨的学费已成为公众不满的重要问题之一。甚至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去年初退休前也抱怨说，他和妻子两人的收入加起来尚不足支付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但即便大幅提高了学费，大学也无力偿还银行贷款。例如，邵鸿说，他所在的南昌大学欠债20亿，贷款利息每年为1.1亿。但学校的总收入，包括学费在内，尚不足三亿元。该校甚至无力支付利息，更不要说偿还大笔贷款了。

如今由于政府强化监管以期平息公众对高学费的不满，大学已不能靠大幅提高学费来增加收入了。另一方面，银行给大学的贷款期限大多为六至八年，很多贷款已到期或即将到期。因此目前是偿还的高峰时刻。有人担心，大学拖欠的巨额贷款将会导致国有银行正在下降的不良贷款率再度反弹。

为平息公众的担心，教育部长周济两周前同意接受媒体的采访。他说：“有人说一些大学会破产，这是夸大其词。高等教育不会成为国有企业的另一部门。”他保证说，教育部将会认真处理大学贷款问题。“这个问题将会得到逐步解决”。但至于如何解决，他并未透露详情。

根据周济的上述说法，我们可以相信政府最终也许会施以援手。由于中国财政收入近来大幅增加，政府事实上完全有能力这么做。河北省发改委官员马宁最近写道：“由于所有公立学校都是国家所有，因此这个账单最终应该由国家来付。”

厦门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林立建议中央和地方政府拨出专款支付大学的银行贷款，但利息应由学校偿还。

但有人认为，中国应借机重组高等教育结构，将其中一些大学私有化。朱永新就是其倡导者之一。他建议，国家维持约十所一流国立大学；各省维持一两所省立大学；县级市维持一所自己的大学。其余所有学校均出售给私人投资者。通过这种方式筹集到的资金不仅能偿还银行贷款，而且还可用来提升国立大学和发展初等及中等教育。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顾海兵支持这种做法，现在正值其时。

不管中央政府采取何种解决方案，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必须彻底评估已产生了很多问题的公立高等教育商业化运作模式。既然中国大多数大学都是公立的，政府就必须承担责任，把高等教育作为公共服务来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