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这两个今天被频频使用的术语，在那里竟无人提起，也不屑提起。与宏观和微观相对应的场合，那里的教授和学生一律用货币理论和价格理论代替。刚到芝加哥时，我曾十分纳闷，有一天忍不住问一位美国同学，为什么不用大家都懂的名字，而要另起炉灶，别出心裁？答案十分出乎意外：芝加哥大学所起的名字更能画龙点睛，击中要害。

按这位同学的说法，宏观经济学的关键是根据经济的增长速度，确定相应的货币供应，使经济体能平稳而持续地运行，免除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干扰；而微观经济学的关键是理顺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价格体系，使之反映所有要素和产品的相对稀缺性，才能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记得当年听了这位同学的一席话后，有顿开茅塞之感。后来学习国际经济学时，又意识到在三大要素市场外，外汇市场也至关重要，因为外汇市场上所产生的、用本国货币购买一单位外币的价格，也即汇率，决定了本国一切要素和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交换价格。

如此看来，在一个开放的经济体中建立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体制，离开要素市场和外汇市场的发育完善，要素价格并不能真实反映本国各种要素相对本国秉赋的稀缺性。这是因为一般来说，充分竞争市场上形成的产品价格，可分解为劳动成本、土地成本和资本成本的总和。而计算这些成本，是离不开劳动的价格（工资）、资本的价格（利率）和土地的价格（地租）的。所以，在要素市场上所形成的要素价格决定了本国一切产品的价格。在全球化时代，外汇市场上决定的价格又决定了各国的国内价格之间的转换和国际贸易中所有产品的比价。如果一国的要素价格是扭曲的，即使该国的外汇市场上的价格没有扭曲，该国的所有要素和产品的价格在国际市场上还是扭曲的。所以，在全球化时代，要素市场和外汇市场都要理顺，才能使该国的要素价格和产品价格真正反映其资源秉赋的相对稀缺性。

一国外汇市场的扭曲不可能长期存在而不引起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这种失衡不但会引起国内物价和货币流动性的异常，也会引起越来越频繁的国际贸易摩擦。所以，在内外压力下，外汇市场的扭曲比较不容易长期存在。可是，一国的要素市场的扭曲却可以长期存在，因为不会构成直接的国际摩擦。

中国仍在迅速增加中的巨额外汇储备固然部分地反映了汇率的扭曲，但也部分地反映了本国要素市场上的扭曲。虽然改革开放已经30年，可是，由于强势利益集团的自利行为，中国显然在调整要素市场的扭曲方面进展缓慢、阻力重重。现在只能主要靠调整汇率以避免通货膨胀的日益恶化，减少与各国的贸易摩擦。不过，在使人民币逐渐升值的过程中，由于本国要素市场的扭曲迟迟得不到纠正，人民币究竟应该升值多少，均衡汇率究竟定在什么水平上，只能根据外汇增量的大小和快慢判断。从外汇增量的构成来看，既有贸易顺差和正常的外国直接投资，也有大量投机性热钱，如果完全靠外汇增量判断升值，无视本国要素市场的扭曲，人民币就有过度升值的风险。

为什么会得出这种判断呢？理由如下。在前几次的杂谈中我指出，服务业的发展一般不会导致严重的国际摩擦，原因是服务业的产品以非贸易品为主，主要靠国内市场消化。即使名义上出口到外国的服务产品，其实大多也是在中国境内完成消费。例如日益兴隆的国际友人来华旅游，他们的吃喝住玩，就是中国的服务出口。另外，在中国境内为外国企业和居民运输、传递物品等，也算出口服务，都要使用中国的人力物力，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却不会导致外国的反弹。服务业又是劳动密集型部门，最能吸收劳动，特别是非熟练工人。

服务业的发展以人口的集中,也即城市化为前提。可是,现行土地制度使国家在决定城市用地的供给方面获得绝对的垄断权力。各级政府为了使土地转让金极大化，在严格控制土地供应的同时，收取高昂的土地转让金，导致中国城市化成本的人为上升，增加了通过城市化吸收农村人口的困难。已有大量实证研究指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至今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最新发布的资料，预计到2008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超过50%。同时，预计发达地区的城市人口比重将从2007年的75%提高到2030年的81%，不发达地区的该比重将从44%提高到56%。中国2007年的城市化水平是45%。虽然从1978年来中国的城市化发展不算慢，但带有对1949年到1978年城市化停滞不前的补课性质。今后中国的城市化是否能维持过去30年的增长速度，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这是因为，今后城市的人口来源主要是中西部比较贫困的农村居民，而中国目前的房价已经抬到很高的水平。

迄今为止，中国的剩余劳动力主要靠发展制造业而不是服务业来吸收。中国的服务业在GDP中的份额显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更有极大的差距。如果城市化的成本降不下来，今后中国的服务业还会继续严重滞后，中国还是必须借助制造业吸收剩余劳动。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虽然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房地产大王，也算世界一大奇迹，可是全国的收入分配，特别是城乡差别却日益恶化，造成内需不足，因而只能靠大量出口制成品，利用国外市场消化本国产品。多年累积的大量出超又带来人民币升值的巨大压力。大陆虽然人均收入远远低于香港，但人民币以美元计的比值已远远超过港币，也是一大怪事。

由于人民币大幅升值，加上劳动合同法的实施，中国在劳动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自然在日益消失。在仍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的情况下，这种前景自然令人担心。如果能通过土地制度的改革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使更多的城市得以迅速崛起，使服务业得以大大扩张，使中国不必主要依靠制造业和出口解决就业，因而制造业不需要畸形发展，外贸的顺差就可以逐渐下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也就更容易化解。

当然，改革要素市场并不容易，尤其当要素市场的扭曲根源于过时的经济制度和政策的时候，除非痛下决心，一国的要素市场的扭曲可以长期存在而难以纠正。最近参加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令人意外的是，在中外专家云集的论坛上，大声疾呼要对要素市场做彻底改革的，反而是像高尚全、吴敬链这样的老一辈经济学家；一些年富力强的经济学家对此却很不以为然，认为中国要素市场的改革已经完成，最多有些小小的尾巴，似乎不必大惊小怪。这使我感触良深，也为中国今后的改革方向暗暗担忧。

我先前的几篇杂谈指出,资本、劳动和人力资本现在获得了在市场上比较自由的流动，寻求自身价值极大化的权利。其实，即使对这些要素来说，也仍残留种种限制，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对某些领域和部门的垄断，对民营资本进入某些领域和部门的禁令和对农村居民仍然施加的身份、权利的歧视。例如尽管已经允许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金融业，但民营资本却不得其门而入，继续被排斥于这个极其重要的经济领域之外；又如，虽然农民所拥有的劳动要素现在可以流动了，和当年董辅仁所说的束缚于土地之上不得动弹的农奴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当他们想在城市定居下来，像城市居民那样建立家庭、抚养后代时，就会发现，在现行的户籍制下，自己原来只不过是二等公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住房、寻找工作，甚至在人格方面，他们都会受到有形或无形的歧视。如孙志刚事件。希望今后不要再以付出无辜生命作为改革残存的歧视性各项制度的代价，这种代价太沉重，太残忍。

在三大要素市场中，劳动市场和资本市场尽管残留各种限制，但毕竟已经允许劳动和资本自由流动和交换，以寻求自身价值的极大化，结果大大促进了整体经济的效率和产值。可是，现行的土地制度拒绝承认土地的要素身份，拒绝承认农民在土地市场上拥有平等而自由交易土地的权利。土地作为一切实物财富的载体，其价格的扭曲可以有严重的生态后果，如果这种扭曲反映为人为地低廉定价,必将导致对土地资源的掠夺和浪费。土地价格的扭曲也可以有严重的收入分配后果，如果这种扭曲表现为一些阶层依靠政治特权廉价获得土地，转手获得暴利，而农民虽然是其所有者,却受到种种歧视,被迫作长期的不等价交换,无从分享土地增值本来应该带来的收入和财富。

这种态度既无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又漠视农民因此遭受的损失。今天，人们都已经认识到，对民营企业的资本予以剥夺，既损害效率又违反公正。承认知识分子的人力资本产权应该由知识分子拥有和使用也已成共识。那么，对收入最低的农民，为什么仍要将由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土地制度继续强加于他们的头上呢？特别是当这种土地制度甚至使中国的汇率都在发生扭曲的时候，有什么理由要将这种过时的土地制度长期化呢？

文贯中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james.wen@trincol.ed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