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欧阳晓红/文 “与其说这是一家新公司，不如说是中国第一家民营企业的延续与再生。”刚刚拿到北京新公司营业执照的姜维说，“我还存在，又回来了。”

工商局的人告诉他，因为他曾于1984年第一个在国家工商总局用“光彩”注册公司，因此可以继续用“光彩”注册新公司，但他拒绝了。受胡德平的启发，新公司的名称是国一蚨润 （北京）投资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寓意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而当年他的私企获批，则是受惠于胡德平的父亲、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关照。

1984年11月9日，姜维创立的中国光彩实业有限公司，成为国务院特例批准的第一家私营企业。此后，中国的私营经济顽强地生长起来，逐渐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内生性动力。而姜维的企业却在一波又一波的经济大潮中逐渐被淹没。人们几乎已经彻底遗忘了他。

但是这位曾经的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经理，决定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从日本回国，二度创业。有人将他视为一个标志性符号，聘请他去做总裁或CEO的企业接踵而至，但他说，“我回来是为了再次创业，而非‘打工’。”

第一家私企的诞生

1980年，中国百废待兴。姜维离开服役十一年的部队，回到家乡大连，等待按政策分配工作。但他苦等八个月，分配未果。无奈之下，他用妹妹打零工挣的400元钱，在大连市动物园门前摆了一个摄影摊，做起了当时经常遭人嘲笑的个体户。

姜维记得很清楚，1983年的8月30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一条改变他人生价值观的消息：“今天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京接见城市集体和个体先进代表时表示，现在社会上有一种陈腐观念妨碍我们前进。例如谁光彩，谁不光彩，并不很清楚……从事集体和个体劳动同样是光彩的，因为你们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为人民吃穿用等方面服务，我们的市场和人民生活会搞成什么样子呢？究竟谁光彩？必须有个明确的标准，凡是辛勤劳动，为国家、为人民做出了贡献的劳动者都是光彩的……”

胡耀邦的这番讲话，让姜维振作起来。

1984年，一位港商欲将一套价格为19.8万的彩色照片扩印机卖给姜维。这是一个发展的好机会，但这笔钱难住了姜维，于是他提出合资经营。港商欣然同意，但在即将签订合同时，却发现没有法律依据。大连市政府有关部门查遍中央文件，包括宪法与中外合资法等，都明确规定不允许个人与外商合资。

“你到北京去找政策吧。”大连市政府有关人士告诉他。

姜维两手空空来到北京，因是个体户，各部门都拒之于门外。“在京漂泊三个月，借住过二十几家，常常一天只吃一顿饭。但总书记说过，我们是光彩的，这成了我的精神支柱。”他回忆说。

5月4日，姜维在人民大会堂工作的叔叔得到一张 “五四首都青年联欢会”的门票。姜维背着相机参加了联欢会，引起当时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王兆国的注意。姜维便将其赴京求助之事告之，并将他写的报告一并交给了王。

后来姜的一位战友又介绍他认识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任重的女儿。王任重在家中接见了姜维，两人交谈近四个小时，王表示将此事报告给胡耀帮同志，并亲笔写信给国家工商总局局长任仲林，要其接待姜维。

第二天，在国家工商总局，四位司局长被不具法人资格的个体户难住了。“只有个体户变成私营企业才具备法人资格，才有签合同的法律资格”，但是——任仲林告诉姜——1957年中国已经宣布取消了私营企业，走上了社会主义公私合营的道路。

“我不管，反正耀邦同志说我们是光彩的，我不会剥削人，也不会当资本家。”姜维急了。

任仲林告诉姜不要气馁。胡耀邦的那番谈话，让这位局长增添了研究姜维问题的勇气与可能性。

不久，王任重的女儿与胡耀邦的儿子胡德平到姜维借住的人家看望他。“你千里迢迢来北京找党解决问题，一定会得到解决；你不要认为这是哪一位领导同志个人的事，这是党与人民群众心连心的体现。”胡德平告诉姜维。

很快，姜维接到了国务院法规中心的通知，“去中南海参加研究成立公司”。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国家工商总局、对外经济贸易部、海关等有关部委，因为一些历史原因及政策性问题无法解决，会议争吵很激烈。姜维已忘记会议开了多长时间。

事后姜维得知，胡耀邦为他的事没少费心。曾经担任过国务院副秘书长的李灏告诉姜维，“当时我们有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耀邦同志就说先试办，这样你的公司才得到国务院的特批。”1984年11月9日，姜维拿到国务院特批中国第一家私营企业——中国光彩公司——的成立文件。1985年初，经贸部向其正式颁发了中外合资企业证书，注册资金10万美元。

多年后，2006年12月27日，胡德平在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三届二次理事会的工作报告中曾表示，中国光彩实业有限公司是1988年宪法确定私营企业合法地位前的惟一一家私营企业；这一案例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民生的关心，对就业型经济结构的重视。

“别人以为我多次见过耀邦，其实不然，第一次真正近距离见耀邦时，是我作为当时中国惟一的私营个体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和八宝山送别他。”姜维说。

陷入困境

翻开当年大连地产开发项目——光彩团地物流中心的画册，姜维遗憾地说，“因政府要上国际儿童公园项目，把我们已完成七通一平盖了一半的大楼，说搁置就搁置了；砸进去的近2000万家当也全部被套牢。”

2000万在1996年不是一笔小数目。那是姜一点点挣来的辛苦钱。当时最赚钱的是他的光彩制药厂，员工两三百人，主打产品是环丙沙星。几年后市场饱和，药厂急需开发新产品，但研发新药品需到国家药监部门办手续，申请批号，“一个药字批号就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巨额费用啊。”

当时情形之下，要么倾囊而出办批号，要么另觅生路。未向银行贷款、资金有限的姜维选择了后者，“忍痛让当时效益不错的药厂自生自灭”。

姜维无法理解，自己1992年、1993年办药厂时，药品批号手续正常，费用也不贵，卫生部门很快就批了，但1996年时，药品审批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药品批号动辄花费上千万。他不明白这其中哪些钱是该花的，哪些钱是灰色的。

之后，姜维成了家，娶了一个日本籍太太，间或在日本经营一些项目，大半时间在国内，小半时间在日本。

正当姜维因药厂生存问题苦恼之际，大连市政府去日本招商，找到当时碰巧在日本的姜维，希望他能回大连投资，并优惠提供200亩土地。一番调研考察之后，姜答应了。

“如果没有足够的信心与把握，我不会这样做；如果项目能够顺利完成，不是半途而废，情况远不像今天这样被动。”姜维说。弦外之音似乎是，如无意外，他会是一个大手笔的企业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小打小闹”。

投资之前，姜维的确做了大量的市场调研工作，希望该项目在东北地区为“光彩”构建一个基地，“项目规划中有光彩事业楼，有中日合资的物流公司和饭店，还有一个光彩事业纪念馆”。该项目在当年被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批准为第60号光彩事业重点项目。

只是现实与理想并不同步。姜维说，那时的光彩公司未用银行贷款，倾其所有在大连进行地产投资，花了近2000万。但当光彩团地物流中心项目建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因为要为政府有关项目让路而被迫停工，全部资金无法回收，企业资金链断裂，姜维一下子陷入了困境。

“当时我们据理力争，但回天无力。”姜维说。项目失利后，他在日本东京做旅行社和贸易生意，2000年成立了中国光彩事业日本促进会，这是光彩事业在国外的第一个组织。

姜承认，此次回国创业有大连那块地的原因——大连市政府现任领导希望姜尽快回来开发建设，表示对其的支持政策不变。他说大连项目最终可能是两种结果：转让与寻找合作伙伴共同开发，但他现在还拿不定主意。

“国内的变化太大了，各行各业的人物和项目都出现了。有人今天还在研究吃饭的问题，明天就变成亿万富翁，而这些人左右了社会的舆论导向，天平向他们倾斜。”姜维显然有些眼花缭乱，“再等等吧”。

姜维为新公司的定位，是一家为来华的日本企业以及赴日的中国企业提供服务解决方案的公司；与此同时，开发实业，寻找大连光彩团地开发建设的合作者等。“这是我的一种策略：回国先做一个投资咨询顾问公司，但实业公司必不可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