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马国川

发现择优分配原理

经济观察报：在你们这一代经济学家中，你的经历比较独特，你是从自然科学转到经济学研究中来的，是“半路出家”。

茅于轼：我在大学读书时学的是机械，大学毕业之后，便到了东北齐齐哈尔铁路局工作，当过火车司机，还当过工程师，后来又调入铁道部科学研究院，长期从事机车车辆研究。“文化大革命”我被下放到山西大同7年，1975年，中央打算修建一条青藏铁路，组织了一批专家对这条铁路的设计作技术经济评价，因为课题研究需要，我调回铁道科学研究院。论证中一个基本问题是如何评价一条铁路的经济性。在计划经济年代，价格混乱，所以根本无法评价铁路的经济性。正是这次经历使我对经济学发生了兴趣。

经济观察报：这一年你已经46岁了，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仍在忙着从《资本论》中寻章摘句，为政策的变换做出种种政治上的诠释。工程师的思维方式，似乎有助于你摆脱意识形态的羁绊。

茅于轼：实际上现代经济学早就摆脱了抽象概念的堆砌，建立在数理基础上。但是当时中国的经济学家们离意识形态太近，而我就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约束。我一直对理工问题中的最优化方法有强烈的兴趣，早在做火车司机时，我就开始研究在正点运行的前提下，一个火车司机如何驾驶机车才能使燃料消耗最少？这就是所谓最优操纵问题。为了研究这个问题，我对动态最优化进行了长期研究。经济问题实际上也是一个最优化问题，它是研究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供应条件下使财富产出最大化。经济学的本质在数学上就是数学规划问题。我在深入思考中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我兴奋得半个月没有睡好觉，经常半夜爬起来拿出纸笔做演算、推导，最后从数学非线性规划的最普遍原理提出了“择优分配”的概念。这是1979年，我刚好50岁。后来我进一步丰富完善，整理成了一个理论体系“择优分配原理”。这是我这一辈子在自然科学方面最重要的成果。

经济观察报：“择优分配原理”被称为现代微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你从一条捷径直接走入了经济学的核心领域。那么，到底什么是择优分配原理？

茅于轼：择优分配原理是经济学的“脊梁骨”。经济学尤其是微观经济学，讨论的核心问题便是稀缺资源的有效配置。择优分配原理就是想直接探讨什么是配置资源的最佳原则。微观经济理论认为，最优分配要使配置到各个领域的资源能有一个统一的边际收益。从理论上讲，实现最优配置有两种方式：一是由一个计划者事先计算出统一边际收益的数值，再按这个计算结果制订计划，调配社会资源。问题在于，复杂经济系统中边际收益的调整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现实中没有任何一个计划者能求出全社会各种资源的统一边际收益。理想状态中的计划经济神话不过是一种“计算机乌托邦”。事实上，计划者总是误把平均收益当成是边际收益，创造出许多拍脑瓜式的、一刀切式的比例关系，用以指导国民经济建设，结果堵塞了资源向更有效的配置调整的渠道，造成了我们熟知的浪费和低效率。看来，只有另一种办法，即走市场经济之路才行得通。因为，按照择优分配原理，无论我们是从哪一种初始分配出发，追求自利的市场参与者总会充分利用价格信号，不断做微量调整，将边际效益低的投入改用于边际效益更高的领域。由于普遍存在边际收益递减公理，最后一切投入的边际收益都会趋于一致，从而达到了最佳分配。

经济观察报：这也就是说，在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你就证明了计划经济的不科学、不可行，认定市场经济是必由之路。

茅于轼：这是我自己思考的结果，是有着严密的科学逻辑的。1975年，前苏联经济学家康特罗维奇因提出了线性规划的择优分配原理被授予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时我不知道这些情况，在国门紧闭的岁月里也不可能知道。所以在几年时间里，我一个人潜心构造我的经济学世界，用自己推导出的这个原理把经济学重新又改造了一遍。直到1981年，我参加了美国经济学家克莱因在颐和园举办的计量经济学研讨班，到这时，我才正式地接触到了现代经济学。这次培训极大地启发和促进了我的思路。后来，我进一步地阅读西方经济文献，和自己的想法印证，更加坚定和完善了原先的构思。1985年，我应《走向未来丛书》之邀写成《择优分配原理》一书。

经济观察报：这本书深受欢迎，前后印了近10万册，一些经济学家回忆说，就是受到这本书的影响才走上了经济学的道路。

茅于轼：这本书所阐述的当然基本上是西方学者在1970年代以前的理论成果。但是，当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我是从问题出发，是围绕着一系列中国经济问题展开的：为什么一些平均值指标在经济运行实际过程中会导致资源误置？为什么成本定价法会产生弊端？随着生产部门的增加与减少、资源利用的可能性的维数变化，价格应当变化？为什么利率不应定死？什么是真正的“投机倒把”？什么是政策应放宽的？什么是政府应管理控制的等等。这些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吸引了当时关心现实的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注意。 

“价格万岁”

经济观察报：1984年，你从铁道部科学研究院调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也就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经济问题。茅于轼：因为我的兴趣越来越偏向经济学理论，在铁道研究院总感觉格格不入，于是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我感兴趣的就是中国的经济改革。我主要针对微观层次的价格调整，从事应用择优分配原理的政策设计。......更多精彩详见明日出版的《经济观察报》第3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