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验、经济规律和土地制度

文贯中2008-07-08 23:06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制度之优越,可说是具有无与伦比的信心的,不但对自己的国家位居世界的中心深信不疑,而且对祖宗的文化礼仪顶礼膜拜,对国界之外的世界不屑一顾,视作化外之地,将那里的民族一律视为说 “鸟语”的蛮夷。郑和七次下西洋竟没有留下类似马可·波罗式的长篇文献,连他用过的航海图也未被保存,恐怕也是和这种心态分不开的。由于多少知道中国一百多年来的屡战屡败的弱国地位,对中国何故会形成 “天下老大、举世无双”的心态,在我年轻时常常百思而不解,只得归之为夜郎自大式的无知和狂妄。

后来书看得多了,阅历也广了,才渐渐意识到这种心态的形成,并不完全出于无知或狂妄,而是有些根据的。最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一书的作者安格斯·麦迪森,在他的另一本名著《世界经济千年史》中曾指出,长时间内,中国保持了三个世界第一:经济总量第一,科技水平第一,人均收入第一。这几个第一中,经济总量第一并不算很了不起,含金量也不算高,但做到科技水平的第一和人均收入的第一,是值得自豪的,怪不得国人容易养成傲视天下的心态。

从1862年到1894年,中国获得30余年的相对和平。洋务运动的结果,是中国开始生产钢铁、枪炮、传送电报和铺设铁轨。一些国人相信,中国不需改变千百年传下来的“体”,便有望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甲午战争前夕,连西方的军事预测家也看好中国,认为以日本的国力,要战胜拥有4亿人口、正在现代化的中国,希望渺茫。然而,仗打响后,无论是海上还是陆地,中国在日本的进攻面前不堪一击,使西方军事评论员大跌眼镜。

开始于1868年的明治维新,走的却是和中国十分不同的道路。日本从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军事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全面学习西方。虽然起步比中国整整晚了6年,也没有像上海这样的租界,可以直接移植西方的制度、器物、文化于本土,大大便利国人的参观和考察,可是日本的现代化却进展神速,制度改革颇为彻底。短短26年的维新,竟然使小小的日本彻底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一跃成为世界一流强国。30余年的洋务运动只是使中国拥有了现代兵器和战舰,其实体制依然故我。1894年的甲午一战表明,中国尽管看似庞然大物,又早于日本引进洋务,只是学到欧美的皮毛,其实不堪一击。

堂堂天朝大国这次不是被来自西方的撮尔小国,而是被历来拜中国为师的东方小国打败,不得不忍受割地赔款的屈辱,使中国多少认识到仅靠器物的优越是不够的,跟“体”有关的制度也有改进的必要。1895年春天发生在日本马关的一场对话,至今仍不无启示意义。为了甲午战争的善后而奉命赴日本议和的李鸿章,在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见面时,伊藤忆及当年曾告诉过李鸿章,要富国强兵就要先改革内政。所以他向李鸿章问道,“十年前我在天津时,已于中堂谈及,何至今无变更?本大臣深为抱歉。”李说,“我国之事,囿于习俗,未能如愿以偿。当时贵大臣相劝云,中国地广人众,变革诸政,应由渐来。今转瞬十年,依然如故,本大臣更为抱歉,自惭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已。贵国兵将,悉照西法,训练甚精;各项政治,日新月盛。此次本大臣进京,与士大夫相论,亦有深知我国必宜改变方能自立者。”

甲午战争虽然使中国从沉睡中惊醒,但中国并没有很快意识到,学习先进国家,最主要的是要学会规律性的东西。一百多年来,中国又经受许许多多的磨难、曲折、迷失、摸索,不知付出多少代价,直至1978年,中国才算找到一条比较符合经济规律的现代化道路。然而,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伪命题仍然萦绕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挥之不去。我之所以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称为伪命题,是因为今天虽然很少人直接宣扬中学为“体”,但在各种场合对国情的强调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似乎国情比经济规律更重要,似乎强调了国情特殊,中国便可以成为超越经济规律的例外。

例如,世界各国都没有出现过零星散布于田野之中、常常远离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产权又不清不楚的乡镇企业,因为它们至少违反两条经济规律:一条是有关剩余的索取权一定要界定清楚,企业才会不断成长的规律;第二,企业应该尽量靠近已有的城市,以便通过分享城市产生的集聚效应,降低自己的生产和销售成本。

然而上世纪80年代,这种举世罕见、违反经济规律的乡镇企业竟然在中国异军突起,遍地开花,迅速占据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不少人欣喜若狂,以为找到了农村工业化和乡村城镇化的中国式道路,其中的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的争论,更引起不少国内外经济学家的注意。当温州企业家勇敢地探索私有化道路的时候,苏南地区针锋相对地推出自己的理论,力图证明乡镇企业的集体所有制模式比私有化优越,并借助于意识形态的正统,竭力向全国推销自己的模式。但经过十多年的反复试验,苏南模式最后搞不下去,只能通过改制实行私有化,并逐渐向城市的工业园区靠拢。费孝通不愧为诚实面对真理的学者,他在去世前不久坦然承认,自己最早提出的通过乡镇企业使农民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工业化理想,是违反经济规律的。

说来好笑,乡镇企业的一度成功,也惊动一些世界银行的专家。他们虽然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想到乡镇企业万一真的是一条可以持续、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不是可以造福于第三世界的国家吗?于是对中国的乡镇企业做了一番考察,结果十分惊骇地发现,为了要发展乡镇企业,首先要建立起垄断一切却十分低效、造成产品普遍匮乏的中央计划经济来为乡镇企业提供崛起的丰富机会;又要建立起城乡割裂、壁垒森严的二元经济结构,以阻止农民中的能人离开家乡,外出创业;最后,还要有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使乡镇企业可以在田野中遍地开花而不用担心地权和地租,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排放污水、释放废气而不用担心民事纠纷。如果在第三世界复制这些条件,不但会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也是社会的倒退。世界银行自然无法推广中国的这种符合国情却不符合经济规律的经验。

随着中国政府对城市的逐渐开放,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崛起,匮乏经济转为过剩经济,市场竞争的加剧,使乡镇企业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可是由于产权界定不清,盈利时乡镇政府索取无度,亏损时,乡镇政府装聋作哑,使企业的经理、职工积极性大为降低。苏南模式旗下的乡镇企业面对内外环境的恶化,亏损累累,连乡政府也感到十分头疼,只能允许它们追随温州模式,走上私有化的必然道路。

对乡镇企业的这段回顾,对我们是非常有启发的。尽管当时改革开放已经推行了十多年了,可是许多人并不是以第一时间去找出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努力掌握这些规律,服从这些规律,而是强调国情特殊,以侥幸取巧的心态,试图绕过普遍的经济规律。中日两国对规律的不同态度,大概也解释了为什么正视规律的日本迅速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而鸦片战争之后已经15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社会仍面临现代化的繁重任务。

现行的土地制度严重违反了市场经济规律,因为这种制度拒绝承认土地的要素身份,拒绝承认农民在土地市场上拥有平等而自由交易土地的权利。这种态度既无视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又漠视农民因此遭受的损失。现行土地制度造成的种种弊端,涉及中国过早丧失在劳动成本上的比较优势,使农业难以提升内在活力,使农村丧失民间主动性,使汇率调整的空间缩小,使贸易摩擦加剧,使资本市场和农村金融难以发育,使城乡二元结构难以破除,使城乡收入差难以弥合。虽然针对每一种弊端,也许我们可能设计出某种政策来化解,可是,这些单一政策只有单一的功能,并不能同时化解现行土地制度的其他弊端。只有土地私有制才具有综合的功能,帮助化解上述的所有弊端。

土地私有的历史经验和各国的实践结果,实际上反映了亿万民众经过几千年的试错,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不同的文化和习俗、不同的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下所取得的共同结论。这种结论是任何大型计量模型都无法做到的,因为没有任何计量模型能获得和处理如此庞大的关于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习俗、不同地理环境和生态环境、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政治制度的信息和数据。所以,历史经验和各国实践的结果为我们的决策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和精力,并清楚地指明了改革的方向。

无视几千年来的本国和世界的历史经验,无视当代上百个国家采用土地私有制的社会实践,认为惟独中国在土地制度上找到了捷径和真理,反映出哲学思维上的主观唯心和中国特殊论的狂妄自大。“大跃进”和“文革”时期的中国恰恰犯了这种狂妄自大的主观唯心论,相对其他更谦卑的国家,中国不但付出了饥饿、死亡,普遍遭受迫害的代价,而且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至少延误十多年的宝贵时光。在土地制度上,有必要再继续无视本国的历史教训和人类文明的共同智慧,绕开经济的普遍规律吗?这是绝大部分国家早已解决的,而在中国仍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这次,对市场经济的共同规律中国能绕得过去吗?

文贯中

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美国康州三一学院经济系教授james.wen@trincol.edu

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兴趣包括: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人民公社下的公共食堂与大饥荒的关系、中国的城市化问题,以及经济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