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沈威风/文

一

“爱国台湾商人”、两届国民党中常委沈庆京，1947年出生。他比起柳传志小三岁，比郭台铭大三岁，比王石大四岁，他于1974年开始从商，比起以上三位企业家早数年。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可以列入同一代企业家。

在事业最鼎盛的时候，他在台湾拥有多家上市公司，资产总值达到1100亿元新台币，经营范围包括地产、金融以及化工行业。在台湾政商两界，这位六旬长者的绰号——威京小沈——至今仍然威名赫赫。

沈庆京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地产开发商。他二十七岁洞彻纺织品配额中的无限商机；四十岁断定纺织业荣景不再、毅然转战股市及房地产；四十一岁甘冒“为匪宣传”罪嫌，赞助拍摄《八千里路云和月》电视节目，开启海峡两岸文化交流的崭新一页；五十一岁于亚洲金融风暴之际，购入日本山一证券香港分公司，成为第一个购入日本世界级公司的中国人；然后是花十五年时间在台湾闹市搞成了地标项目京华城，2004年，他又转战扬州，打造三级城市之中最大的项目——京华城中城。

和许多台湾企业家一样，沈庆京有着异乎寻常的传奇经历。1947年出生在南京，那一年，国民党政府刚刚还都南京，他身为老兵的父亲给他取名庆京。父亲是福建人，母亲是广东人，沈庆京在台北长大，所以他说话轻柔，带有一些不可捉摸的口音。现在他喜欢穿一身白衣，神色亲切，举止儒雅，很难想象他曾经是一个考不上中学、没有出路、成天打架生事的小混混。

尽管后来沈庆京一再强调，他从18岁开始就极力脱离黑社会，不和黑帮的人有任何交往，憎恨商人之间利用黑社会势力来解决矛盾，也从不屈服于来自黑社会的力量，但是年少时候的经历仍然深深地在他的性格和思维上打下烙印。

在台湾有一种很奇特的现象。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商业文明发端较早，比大陆更早地融入产业链的全球化进程中，也更早地运用西方现代企业的方式来经营企业；但是另一方面，传统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却在某种程度上更加根深蒂固，比如忠孝礼义。曾经有台湾的朋友说，台湾选举之“精彩”程度，是美国大选也比不上的，除了演说、许诺和相互攻击之外，更有某些势力介入拿钱买票的。因为无法控制选民投入选举箱中的票是否如他所承诺，买票者往往要求选民对着关二哥的像起誓。

沈庆京身上，江湖义气表现得极为明显。1962年初中毕业后，他一面在基隆水校念书，一面继续混帮派，他将杜月笙奉为偶像。他说杜月笙组织帮派，但不欺负人，一言九鼎、讲义气，最重要的是不因利益而依附于日本人。“混流氓也可以济世救社会，杜月笙成为一个深深影响我行事风格的人。现实社会存在着诸多不公平的事理。行事作风首重诚信、义气、不欺负人。这也成为我日后经营事业的基本原则。”

十八岁那年，他从基水毕业，还未来得及上船作船员，却进了监狱。当时他为一位学弟打抱不平，一时冲动持刀划伤一管姓油商。原本是一桩可和解的小“伤害”案件，却因家贫拿不出3000元和解金，没有有力的社会关系，又不幸碰上“好大喜功”的警察人员，这些人为求“办案实绩”，硬将他依“杀人未遂”罪名移送法办，因而被判处三年徒刑，被关进龟山监狱。

监狱三年，沈庆京结识许多黄埔军校一期二期的老军人，因为吸毒进监狱。他在康乐队任鼓手，与吹小号的队友起冲突，最后只有他被惩罚，因为在监狱里吹小号的比打鼓的更有价值，每天需要有人吹起床和熄灯号。他从此认识到，做人必须要有“被利用价值”，才是在这个社会立足之根本。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产生的信条，并且一直执行到底。

他的这种“先帮人后帮己”的淳朴的东方式价值观，在盛行西方式管理思想的现在，听起来有些老土过时，然而在台湾，却是实实在在的宝典，甚至可以说是安身立命之本。沈庆京经商几十年遭遇过的困境数不胜数，被人诬陷、被当局调查，他死硬到底也不吐露半点有关客户的信息；合作伙伴背叛使他出现财政危机，他宁可让妻子卖房产卖首饰，也绝不肯拖欠员工工资，甚至年底的奖金都一概照发。这种作风，使得“小沈”在台商中非常有号召力，当然，在很多时候也帮了他自己。

二

沈庆京的发家历程，是典型的机会主义。196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纺织业迅速发展。当时台湾出口产品多半是加工产品，包括鞋子、杂货、圣诞灯泡或饰品、玩具、成衣之类，皆属劳动密集型的行业。那时候，“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倡导“客厅即工厂”口号，形成一种“全民皆工”的现象，许多人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回家还做代工。当时流行一个笑话说，有一次一个海外客户看到出租车司机边嚼槟榔边开车，还随地把槟榔汁“呸”地吐在车窗外时，吃惊地说：“台湾人工作太卖力了，累到吐血也不停止工作啊！”

虽然是笑话一则，却道出台湾地区经济发生奇迹的关键因素。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沈庆京在1974年9月成为了一个报关小弟。然而，他却发现了配额买卖是一个大有可为的机会。他的第一桶金，就是向人借了一张支票，替一家工厂买到出口所需要的配额，赚到了4000台币。

这件事情让我们看到了沈庆京后来能成功的三个因素。首先他很有眼光，虽然是个外行却几乎凭借本能发现商业机会；其次他敢赌，在自己身无分文的情况下，敢去借支票买配额，事实上这样做风险很大，因为万一配额砸在他的手上，他将背上沉重的债务；第三，在他赚到了钱之后，他决定要分给借他支票的朋友一半，因为他认为，没有那张支票，就不会有这4000块钱。这种讲义气的行为让那位朋友很满意，他拒绝分一半的钱，却在以后的日子里给予沈庆京更多的支持和合作机会。

刚入行半年，他已经从配额买卖中赚到约60万元的利润。第一年结账盈余了280多万，第二年盈余800万元，第三年，赚了约2800万。沈庆京抓住这次全球产业转移而产生的机会，很快成了台湾内外纺织界无人不知的“King of Quota”——“配额大王”。

敏锐地发现机会并抓住机会从中获得最大收益，是沈庆京得以起步的最早推力，这也决定了沈庆京此后在商业企业界发展的模式。他总是能快于他人发现机会，然而收益越大的机会往往风险越大，靠天吃饭的行业抗打击的能力就更弱，所以在后来几十年的经商过程中，沈庆京所遭遇的困境，也比他人更多。他一次次地突围，一次次地重新崛起，又难免一次次地再次陷入危机。

三

1980年代，台湾逐渐失去了低廉劳动力的优势，纺织业也随之衰落，应运而生的配额买卖当然更是成了无人问津的坏行业。台湾政府改变以前的加工出口工业政策，转而将材料、能源、信息、自动化变成新的“四项重点科技”。1986年，沈庆京的威勇公司也定出了四个转型方向：高科技、金融服务与贸易、土地与不动产开发、传统生产事业，并以“永续经营”与“国际化”作为企业发展的圭臬，并于1987年改名威京。

1985年7月底，台湾股市大跌至630多点。在一片愁云惨雾中，沈庆京判断股市已经跌进谷底，接下来就会有反弹机会。正好他的公司决定要转型，其中一部分就是要做金融证券业务，于是他以一个门外汉的身份大举杀入股市。

第一笔投入了2亿元左右。他又赶上了好时间，从8月开始，股市开始回升，10月份突破千点，进入大多头时代，第一役就赚了几千万元。他判断股市将会持续繁荣，因为台湾当局、社会、经济都在转型。自由市场体制将取代计划经济，台湾不可能再走回头路，经济必然会受到国际情势的牵动。从1987年3月投入股市25亿元，此后每次进场金额都很高，总值在10亿元上下。当时股市每日交易额不过在30亿-50亿之间。沈庆京以独行侠的强势做派，不跟上市公司打招呼，直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这种独来独往的作风，给沈庆京带来了“股市四大天王”之一的称号。

股市过热的情况终于引致当局的干预。1988年9月24日后，刚巧碰到中秋节、教师节和周日等连续假期，台湾地区财政主管部门负责人郭婉容在极端保密的情况下，选择在24日股市收盘后，宣布重新开征证所税，随即引发连续十九天无量下跌、股市近乎休市的惨剧。这是台湾证券史上极其惨烈的一页。最后竟还是靠沈庆京组织“大户”们联袂进场，邀约上市公司、财团法人、当局各相关单位、银行团、证券商共度时艰，重跌多日的股市才终于止跌。

但沈庆京在组织救市之后，却选择了金盆洗手，从此告别股市，绝不再做投资。而他之前从股市上的盈利，不仅全数赔了进去，还亏损了4亿之多。不过他再不碰股市，并不是因为赔钱，而是因为他对台湾股市和当局政策干预的做法极为不满。

“父母官深怕企业界只知追逐投机利益而忽视经营本业、老百姓将全副心力摆在股市上而影响生产。那段时间的确是台湾经济的脱序期，但是台湾当局以行政手段干预股市的做法，我却不能苟同。”他说，“经济的脱序只是暂时的阵痛，自由市场很快就会发挥调节作用，让股市重上轨道，干预只会打乱市场经济，甚至延滞了股市回归正常的速度。‘郭婉容事件’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台湾的资本市场才刚刚起步，股票交易也才刚热络起来，好不容易才从1300多点、20亿的小额成交量扩大为上千亿的日成交量。在体质孱弱、体制还不健全的状况下，根本经不起猛烈的冲撞。促使我退出股市的主因不在于财产的损失，我对股市心寒，实在是因为台湾当局官员非专业的干预所造成的冲击。”

四

从股市脱身之后，沈庆京转投房地产。他拍下台北市中心的一大块地皮，想建造一个台北新地标，打造一个有别于欧美Shoppingmall的、更加符合中国人生活和购物习惯的、位于城市中心的Livingmall的概念。然而，这个项目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绵延了十五年的时间才得以完工。期间沈庆京经历过当局政策的反复、民意代表的阻挠、合作伙伴的欺骗和下属员工的叛变，一度将他逼入绝境，愤懑狂怒中几乎想自裁一了百了。

从纺织品进出口业到金融业到地产业，沈庆京四十年所从事的行业，和台湾的经济大势紧紧捆绑在一起，同起伏共涨跌。台湾作家柏杨曾经这样评价他：“就在那个草莽枭雄称霸的年代，就在这个危机四伏的诈欺行业中，他决定了一个可笑、可怖而又奇特的战略，那就是他要建立忠诚。他成了一个在绝对不可信赖的人群里唯一可信赖的人，这是他事业的起点。”

不仅如此，他对经济大势的嗅觉也相当灵敏。多年前，作为台湾地区的“优秀企业家代表”，沈庆京曾受邀去比尔·盖茨家。他是带着儿子一起去的。尽管当时京华城还没有盖好，但是他却对电子商务发生了兴趣。他也希望自己在电子商务方面有所突破。他们在那里呆了三天两夜。

从那以后，他觉得电子商务很难独当一面，“虚拟的网络操作只有实体操作来搭配，力量才会大。当时沃尔玛、亚马逊的老板都在，但是亚马逊的老板身边围着一堆记者，沃尔玛的老板却很孤独，当时我告诉他们，不要总是围着那个年轻的老板，沃尔玛老板的身后的实体很厉害。他的实体要是和网络结合，力量一定会大过亚马逊。后来果然如此，沃尔玛老板成了世界首富。”他说。

与同时代的企业家相比，沈庆京不像杨元庆、王石或者郭台铭那样，以现代企业的精神打造一个现代化的大型企业。沈庆京是另一个类型的企业家。他四十年不断转型、不断尝试、不断突围的历程，见证了亚洲经济发展四十年的历史。他告诉我们，曾经有一些特定的行业在特定的时期以特定的方式辉煌过，也衰落过，而企业家的作用，是在经济大势的起起伏伏之间，不断带领企业寻找新的发展方向。做企业，能发展成联想、万科或者富士康是一件很伟大的事情，但是在浪潮中不断转变方向，至今屹立不倒，也是另外一种企业家精神。

“在我看来，谁有能力克服困难，谁就是自然的领袖。”沈庆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