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溜 十年前的夏天，在跟随作外交官的丈夫远赴西班牙马德里居住两年之后，许可祝回到她生活多年的北京城，却深感不适。马德里天空湛蓝、空气透明，而北京的上空却是灰蒙蒙的，她所住的十六层楼房一开窗都能闻到汽车尾气的味道。潜伏两年的慢性咽炎很快发作了，咽喉发干，咳嗽不止。

为什么两地的环境反差会如此之大？对这位咽炎患者兼环境法教授来说，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紧迫。出国前她已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了十二年环境法。回来后，她不再满足于单纯的教学工作，感到很有必要把自己的知识付诸实践。

很快她有了另一个身份——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副主任。十年后，她有足够的自信说，“我可能是全国环境法学界办理及实际调查环境法律援助案件最多的学者了”。

一

污染受害者法律援助中心位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校园内，办公室在一栋建于七十年代的红色小楼里面，楼房外表不久前粉刷一新，走进非常灰暗的楼梯间，墙皮大块发黑，有些地方已经脱落。

敲了半天才开门，里面说话的声音很大，许可祝在跟学生们讨论专业问题。她刚刚接收了六名研究生，“确实有点多，一般带三个就差不多了”。学生们离去，我们在办公桌边坐下。

办公室很简陋，几张桌子，几部旧台式电脑，各种档案和打印材料，都是关于污染案件的资料。墙上挂着五幅猩红色的感谢锦旗，它们是四川、福建等地的污染受害者送给中心的，是屋子里最耀眼的物件。

许可祝比照片上好看多了，长长的乌黑卷发，开朗明亮的笑容，有些妩媚又有些刚毅。“不上相啊”，她有些遗憾地笑笑。

她说，十年前回国后，她本来还可以往行政法研究方向发展，她的研究生导师是行政法权威应松年教授。行政法当时就已是显学，人才济济，相比之下环境法很不受重视，在学校教环境法的只有她与王灿发两人。

正是那一年，她的同事王灿发教授申请到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项目基金，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中心虽已注册成立，但只有王教授一人，无人相助。王灿发问她是否愿意加入，她觉得机遇到了，可以发挥自己所长。

许可祝结束了原先简单而不无枯燥的生活，投入到一个更为广阔、更为复杂的世界中。

这是中国惟一一家 “专打环境污染案件”的机构。1999年，中心开通了援助热线010-62267459，提供免费法律咨询。根据热线电话提供的线索，迄今为止援助中心共接手了100多件污染诉讼案件，其中有三分之一已经胜诉，三分之一败诉，另外的大约三分之一还未结案。

问许可祝对这十年有何感受和体会，“这些年体会特别多，接触的污染受害者太多，维权太艰难。这两年，我经常受权委托，直接作受害者代理人，了解到大量事实，与律师出入法庭，体会更加深入。我们作为这么专业的法律人，严格按照法律程序提起诉讼，有些案子我们认为有充分法律依据可以胜诉，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可想而知普通人维权有多难。”

“最初是立案难，法院不受理。然后是污染取证难，企业及环保部门不提供相关证据。立案了，证据也充分，胜诉还是难。即便胜诉了，还有执行难。福建屏南县1721人诉榕屏化工厂案，2005年胜诉，两年后才拿到赔偿。”

二

“我以前一直在城市生活，很少去农村，看到的都是正面的美好的东西。”许可祝说。她是北京人，母亲是外交官，父亲在首钢工作。她的经历简单而顺利，1980年上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接手的污染案件大都发生在农村。农村的贫穷状况令她震惊，贵州乡村的小孩曾围住她向她要钱。农民受害者与企业老板贫富悬殊。“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她很乐观。

她接触过许多污染受害者。她说她的特点是耐心细致，脾气特别好，而且是“一个一点架子都没有的人”。她发现污染受害者经常面临无路可走的境地，“企业违法排污，他们向企业反映，无效，向政府反映，仍无效。他们只好自己维权，砸工厂，引发为群体性事件。最后他们被处罚，成为违法者与牺牲者。他们为什么会违法？是因为企业违法在先，而执法者反倒不去追究企业的违法行为。”

2005年6月，接到求助热线后，许可祝一行六人前往河北定州市留早镇北王家庄村某稀有金属提炼厂，调查该厂的污染问题。厂门口没有标牌且无人看守，他们进去后，见到有几个人在院子里聊天。那几人发现有人照相后，便把大门锁上。许可祝当着那几人的面把数码相机里的照片全部删掉。但对方仍有人抄起砖头威胁着要砸过来。

许可祝说，“我是中国政法大学的。”

对方很嚣张，“打的就是你！”

许可祝让同行的记者打了报警电话。一名学生的后背被砖头拍中，幸好不算严重。

冲突之时，许可祝用她自己也不明白打哪儿来的勇气喊道，“我就不信中国的法律到不了你们定州！”

警察赶到后，那几人仍不放行。许可祝他们被关了近三个小时，直到晚上七点才被准许离开。

之后他们又去了定州市环保局了解该提炼厂的情况，许可祝看到环保局的墙上写的服务宗旨是“一切要为企业服务”。这一口号让许可祝大为吃惊，“环保局可不是给企业开绿灯、发许可证的，而是监督企业的，职责完全搞错了”。

许可祝帮助北王家村村民提起对定州市环保局的诉讼，然而定州市法院拒绝受理。法律帮助中心向环保总局反映情况，该提炼厂被关闭。

事情并未到此结束，北王家村村民、此案的申诉人之一张继昌由于曾拦截提炼厂运送废料的车以阻止污染，被控寻衅滋事，并被判处十几年的有期徒刑，已经入狱。许可祝认为这一判决是完全不公正的，他们仍在为张继昌减轻刑罚而进行上诉。

污染受害者变成违法者，这是许可祝最不愿意看到的。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的目标有两个，一是促进环境法规的执行，二是帮助污染受害者依法维权。

三

许可祝喜欢接一些有挑战性的案子。她认为环评法实施以来，情况更复杂了。“有些律师认为企业有环评报告，环保局也批了，就认为没问题。我的经验告诉我，不要轻易相信一个环评报告。”

2007年1年，许可祝前往湖南望城县丁字镇，调查湖南晶天科技公司望城分厂污染案，晶天公司出示的便是一份有问题的环评报告。

晶天公司老板是一位留美博士，很坦诚地向许可祝介绍公司情况，并允许入厂调查。

当初地方政府为了引进该公司，采取“先上车，后买票”的办法，工厂开工三年后才补办环评报告，三年间的超标污水全排入了湘江之中。问题在于，“法律上，环评报告可以补办，但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地方环保部门却把这合法化了”。

另一个问题是，晶天公司的环评报告显示该公司已经实现了 “零排放”，许可祝对此提出了质疑。经过沟通，公司老板同意关掉一条生产线。

“这位老板比较诚恳，也能虚心接受意见”。许可祝进一步建议工厂迁址，现在的厂址不适合办工厂，不如用来搞房地产。老板笑而不答。

后来这位老板向她开玩笑道，“你第一次来关了一条生产线，第二次来关了又一条生产线，第三次来我就该送你一套房子了”。

不过她已经没有必要去第三次了。

去年接的另一个案子是某电力公司要在北京望京三个小区中间建一个大型变电站。上万名居民试图用游行来表达他们的不满。

“为什么变电站一定要离居民区那么近？是否有其他的可选方案？居民们是否是无端的恐惧感？居民们的不满说明环评报告书是不合格的，环评报告必须要有公众参与。如果按照法律程序去做的话，有纠纷也是决定过程中的纠纷。”

四

许可祝的丈夫仍在国外担任外交官，儿子上高中，在学校寄宿，许可祝完全不用操心家务。晚饭就在学校食堂吃。晚上八点多了，她还在办公室忙着。

这些天北京的空气还算不错，她很高兴。她有车，但“一开车就会内疚”。

她说，“我其实是个很感性、敏感的人，但搞法律还是要理性，公平正义的责任感很重要，法律人要是不发声的话，就没有人发声了。有时我还是会激动，很着急。对污染企业我很愤怒，应该公平地挣钱，不能以损害环境和他人的健康为代价。对官员我很担忧，担忧他们不能很好地执法。”

头几年帮助中心接手的案子大多数以败诉告终。最早跟帮助中心合作打官司的律师往往做上一两个案件，败诉了，觉得不好打，就撤了。随着诉讼经验的日渐丰富及社会关注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案件最终胜诉。

福建屏南县1721人诉榕屏化工厂案，是许可祝他们接手过的最大案子。这家亚洲最大的氯酸盐化工厂于1999年开始投产，它所排放出的氯气，致使附近的溪坪村树木庄稼枯死，河里鱼虾绝迹。小村庄在1990年至1994年间，只有1人患癌症死亡，1999年至2001年的两年，17人死于癌症，成为可怕的“癌症村”。

2002年村民们向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求助。许可祝前往福建调查取证。王灿发亲自出任代理律师。经过三年多艰苦的努力，一审及二审，官司终于赢了。此案被有关方面评为“2005中国十大影响性诉讼之一”。

污染受害者法律帮助中心声名渐扬。2007年，王灿发被美国《时代》杂志评选为全球“环保英雄”。

越来越多的胜诉成果让许可祝很有成就感。每次听到接热线的志愿者说接到什么案子了，她就不由自主地分析解决的步骤，“就跟上瘾了一样”。

在诉讼过程中遇到困难了，她时常找导师应松年请教，基本上都能得到周全的解答。然而有一个困惑却始终存在着，她以激动峻急的口气问道，“你说为什么环保部门作为行政机关不去执法，你的工资又不是企业发的，有些是毫无势力的小企业，为什么都不去管一下呢？”

访谈

经济观察报：近几年你所接触到的污染事件多是什么情况？

许可祝：情况更深层更复杂了。反映问题的人往往被认为是刁民，是无事生非，是专业上访户，这使得受害者以法律手段维权很难。污染问题往往演变为群体纠纷，而地方政府的态度和解决方式往往是处理人，处理几个领头者，但没有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只是被压制下去了。然后积攒变成更大的纠纷。

经济观察报：现在一些官员还认为，经济要发展必须要经过先污染后治理的过程。

许可祝：这个观念太低级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发生在英国、日本等国家的环境公害事件，是因为当时的环保技术达不到。现在环保技术有了很大提高，污染是可以控制和治理的，我们现在的工业水平比当时的英、日要高得多，完全不必重复他们的老路。

有的官员会说，现在这种环境问题的出现，是因为经济发展了，经济越发展，工厂越来越多，所以工厂会离居民区越来越近。国外也很近，但你看他们的垃圾填埋场没有味道，因为它的环保设施做好了，技术设施到位了。

经济观察报：但有人会说，企业要是花太多经费在环保上的话，会增加成本，失去国际竞争力。

许可祝：我们现在的企业不是利润太少，而是利润太多。国外朋友很吃惊，中国企业的利润太高了。我经常对企业说，你能不能少挣点儿，拿出一部分做环保，环境一旦被破坏是很难再恢复的，你会成为社会的罪人。企业就说他是政府引进来给当地创造利润的，是政府让他先建厂后环评的。

有人说我们到处树敌，得罪了很多企业，我们调查的企业很多倒闭关门了。也得罪了很多官员。实际上不是我们树敌，是他们自己树敌，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经济观察报：地方环保部门是什么状况？

许可祝：有了环评法后，环境法规算是比较健全了，关键问题在于环评制度的实施。环保部门的监督不到位，出现污染问题后也往往不能正视问题。

我去过杭州萧山区调查，萧山区环保局长是女的，新上任，很精干。她说，“如果所有企业真的按环评制度来，都不能上马”。几乎所有地方环保部门都会辩解说，我们没什么权力，政府要上这项目，我们只能通过。可实际上，环保部门有相当多的权力，只要环保部门下功夫，问题就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