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张威/文

没有梦想的环境

经济观察报：你是上世纪50年代生人，年轻的时候一定有远大的梦想吧。

陈力丹：没有梦想。我们那代人的理想就是“一切听从党安排”。60年代我上初中，当时的宣传就是学雷锋，一颗红心多种准备，去农村去边疆，一切服从党安排。那时候根本没有梦想的社会基础和社会环境。环境允许你去想吗？

经济观察报：当时的小孩都想着长大后要当科学家吗？

陈力丹：要当农民、当工人，那是最光荣的。怎么能当科学家呢？那叫成名成家，是资产阶级思想。

经济观察报：讲讲改革开放前你读书看报的经历吧。

陈力丹：1968年7月13日，我去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团，成为团宣传股专职报道员。我现在的职业工龄就是从1970年算起的。1971年任报道组长，1973年3月报道组解散，被分配到团直修理厂做统计员，实际上还在搞报道。我那时候接触的媒体很少，就一张《兵团战士报》，内容是各个师团的新闻。《黑龙江日报》、《人民日报》也有，看得很少。我们当时属于准军事系统，《解放军报》比《人民日报》还普及。然后就是团广播站，主要就是新闻（我在管）、歌曲，天天语录歌，没别的，那时太贫乏了。

到修理厂干了5个月后，1973年8月，我回北京就读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后在《光明日报》，是夜班第一读者，工作就是天天看报纸；读研究生又是新闻系，还是天天看报纸，从未跟媒体断过。这些报其实大都没有什么可看的。广播很少听，电视要到八十年中期以后才普及。

经济观察报：你的工农兵大学只上了三年？

陈力丹：毛主席说，“教育要改革，学制要缩短。”三年里，我们半数以上的时间在外边参加劳动。那年头，我只记得上过学校的中共党史大课，内部还有政治学习，没完没了地“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批判商品交换、八级工资制的“资产阶级法权”等等。新闻专业方面的课程只有新闻写作，新闻摄影课就是每人拍半卷黑白和几张彩色胶卷，偶然有几次大批判式的新闻理论课和介绍外国新闻业的课。

经济观察报：那期间什么事情让你印象比较深刻？

陈力丹：在北大读书期间，我们虽然名叫“学员”，其实这三年基本没学到什么。当时北大对信息的控制很严，几乎处于封闭状态。我对“四人帮”的反感只是一种本能。1976年4月4日借回家（当时我家在东城）的机会，我去过一趟天安门广场，颇受触动，但并没有清晰的政治认识。那年1月，我们在《烟台日报》实习后乘船经天津回北京，路上听到周总理逝世的广播，阿沛·阿旺晋美的女儿仁增白姆当时就大哭起来。

1976年发生唐山大地震，我们在地震棚领到了毕业证。我被分配到《光明日报》总编室当夜班编辑，当时我们的待遇按大专算，工资39块，和大本54块相比差得很远。

新闻学界的反思

经济观察报：“文革”以后，新闻学方面的拨乱反正是如何进行的？

陈力丹：首先对新闻学进行深刻反省的不是新闻学研究者，而是两位其他学科的二十几岁的女青年。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刊登的林春、李银河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第一次提出了新闻出版立法。

那篇文章引用了毛泽东说过的话，“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身体这几项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文章称，林彪、“四人帮”之所以能够把仅仅说了几句反对他们话的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把报纸办成一帮之舌，正因为人民还不能保护自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权利。林春、李银河呼吁，为了这些权利的实现，“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权利精确地、完备地记载在各种法律中，并且要使它们具有任何人不得违反的法律效力”。这些观点现在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经济观察报：新闻界在新闻立法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陈力丹：从1980年起，新闻学界开始呼吁制定新闻法。我的研究生同学张宗厚、孙旭培，还有《中国青年报》新闻研究所的张焕章等人发表了这方面的文章。1984年1月，全国人大责成教科文委员会副主任胡绩伟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社科院新闻所为此设立了新闻法研究室，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新闻法通讯》。到1988年，由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新闻法研究室、上海的新闻法起草小组、国家新闻出版署新闻法起草小组，分别制定出三部新闻法草案。1989年3月，邓小平同志还说过：“特别要抓紧立法，包括集会、结社、游行、示威、新闻、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规。”

由于种种原因，新闻法的制定工作暂时停滞，至今仍未提上议程。但通过法治建设保障人民各项自由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共识。这种认识的可贵性可以由1978年林春、李银河文章里的一句话来说明：“这些权利非有不可，法制（治）非实现不可，这就是人民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用鲜血和生命的代价换来的信念。”

经济观察报：“文革”以后，新闻学界的反思是从哪里切入的？

陈力丹：当时大家首先讨论的是“什么是新闻”；接着就是 “报纸的性质、任务和作用”。当时的人很“狡猾”，一边承认报纸是阶级斗争工具，一边强调报纸还是社会舆论的工具。当时很多文章都在往这个方向上转。

1980年12月，在社科院召开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教师甘惜分的书稿《新闻理论基础》的研讨会，会开了3天，会上有的老师仍在强调报纸、广播电台是阶级斗争工具的理论。

有个老师引用了1965年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对两个播音员说的话，大意是广播很重要。这个老师还举例说，伊拉克发生政变，首先占领广播电台，这证明广播电台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的同学孙旭培不无讽刺地说，你说得很对，搞政变不仅要占领广播电台，还要占领火车站、飞机场、电报大楼，那么火车站、飞机场、电报大楼的性质是什么呢？也应该是阶级斗争工具。那位老师很不高兴，但是又没话说。

“阶级斗争工具”不是媒体的根本性质，媒体最基本的职能是传播信息，而且是新闻信息，无论是什么报纸，哪怕是党报。现在来看很简单，但八十年代说出这句话却非常难。

经济观察报：除了批驳“语录新闻学”，八十年代新闻理论方面的讨论还有哪些？

陈力丹：从1983年开始，我参与了关于“新闻是不是商品”的三次讨论，一直持续到1999年。八十年代很多人认为新闻不是商品，有人甚至批判“新闻商品论”是资产阶级观点。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开始承认市场经济。我有一篇很长的文章，对新闻商品性在新闻学界的三次讨论做了综述，到现在也没有发表过。

还有一个“典型报道”的讨论，当时争论很激烈。1986年底，中国新闻学会开年会，我写了篇《淡化典型报道观念》。可能观念太超前了，反对声非常大，主要来自于各地方党报的总编辑，他们天天都在这么做，这等于否定他们的工作。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不是一个业务问题，仍然是一个新闻理论问题，涉及到怎么认识媒体的职责——新闻是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必须有新闻价值，典型报道是表扬先进，这哪是新闻啊！

经济观察报：你的那本《新闻理论十讲》能代表你这三十年的思想吗？

陈力丹：基本上吧，是在允许的范围内所表达的思想。新闻理论过去有一章，叫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或者叫揭露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而我在书的这讲中，完全从正面讲“新闻自由”是什么。国际上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联合国人权宣言、中国宪法第三十五条，一条条讲下来——到此为止，不谈现实。

我们的新闻理论，不敢大胆地说“自由”这个词，因为我们心里是虚的。1986年，我写过文章论述“绝对的出版自由”，结果在1990-1991年清查时作为反面文章送上去，但至今没有一个人跟我辩论。他们没法和我辩论，因为我引证的是恩格斯的原话，而且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 “绝对的出版自由”这话。1980年，《红旗》杂志刊登文章谈什么是自由，里面讲了一个事实：在西方印刷最多的出版物是《圣经》，其次就是列宁的著作。文章这么解释：他们印了这么多列宁的著作，目的是为了批判。这种解释很可笑，逻辑上都讲不通。列宁在意识形态上和西方是完全对立的，但是他在西方的著作印刷量仅次于《圣经》，至少说明在西方社会，列宁的著作是允许自由出版的，至于谁在读，为什么读，则是另外的问题。

经济观察报：这本教材里提到的“舆论学”，跟你以前出的《舆论学》一书有什么关系？

陈力丹：有点关系，但关系不大。那本《舆论学》是社科基金的课题，处处得想着“舆论导向”，我现在不想把舆论导向作为专门问题。舆论导向不是学术，是政治要求；舆论是自然存在的意见形态，社会的意见是多元的，舆论也是多元的，非要把社会的意见有目的、有计划的向一种意见趋同，是不对的。舆论一律不正常，舆论多元才是正常现象。

中国新闻学现代化道路曲折而漫长

经济观察报：今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年。1978年时，你在做什么？

陈力丹：1978年，我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然而，我对于整体的国家政治局势，理论上缺乏认识，只是本能地觉得“文革”问题很大，应该批判“左倾”思潮，对当时中央的一些做法不大满意，但是问题出在哪里，应该用什么观点去分析，我是迷茫的。

那年的11月13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刊登了林春、李银河的整版文章《要大大发扬民主和加强法制》，让我对“文革”问题的分析找到了理论武器，那就是民主制度，以及对民主制度的保障，也就是法治。11月16日，新华社播发北京市委为1976年天安门 “四五运动”平反的242字消息。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公报和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我看了很多遍，感觉如沐春风。

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明显对各种问题，再不会唯上、唯书，更不会唯人，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会，追求心灵的自由，成为我坚定的信念。1978年我27岁，其实这个年龄思想上早就应该成熟了，但是“文革”十年以及“文革”后两年的环境氛围，让人成天跟着说套话，说违心的话，难以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经济观察报：如果让你写一个词条——“八十年代”，侧重新闻学界，你会怎么写？

陈力丹：八十年代是一个激荡的、活跃的年代，人的思想在不停地碰撞，而且有允许激荡、活跃的宽松空间。尽管这个空间时松时紧，有左有右。其实，正因为它有左有右，所以它才有活动空间。

九十年代以后，中国的新闻学界尤其在新闻理论这个圈里面，体系基本上被“结构”了，谁说起来都是一套路数。不过，1992年以后，新闻学的研究有了开放的空间，这个空间主要是在市场经济催动下形成的。八十年代的时候，所有的学科都要在“政治”这个圈里面做，都是打着政治改革的旗号，包括新闻改革。而九十年代以后，人们发现政治之外还有一个本身的专业领域，还可以做很多事情，于是就有了很多发展。

但现在看来，新闻学目前发展最困难的还是新闻理论。如果新闻理论能够突破，恐怕就好办一点。

经济观察报：哲学家李泽厚认为，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年代。你认同这种看法吗？

陈力丹：这个激荡背后是政治激荡。尽管大家都在从自己专业角度说话，但实际上都是在政治激荡背景下的话。九十年代呢，我觉得不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学术也有思想，应该是“政治淡出、学术凸显”。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九十年代还是有思想的？

陈力丹：九十年代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学术上，是拐弯抹角显现的思想，它是以学术的名义、以学术研究的形式出现，不像八十年代直接以“政治改革”的口号出现的。所以，九十年代很多思想都是隐藏在学术里面。包括介绍很多的西方观点，对比现实就会发现，里面有思想，但没有直言。现在可以讲“新闻自由”，拿的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但八十年代能这么说吗？那时人们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而现在我们政府在这个权利公约上面已经签了字，我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了。我觉得可以换个词这样说，就是“政治淡出”了，大家尽可能跟政治保持一定距离了。

经济观察报：明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你怎么看新文化运动给中国新闻学带来的影响？

陈力丹：在我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除了喊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还有强烈的自由意识。它打破了古老中国学术的大一统和一元化，开启了一个兼容并蓄的学术多元化时代，使中国出现了现代文学、哲学、史学、语言学等一系列独立的学科和各种学派。中国的新闻学经过30年启蒙之后，顺利地在这样一种社会环境中宣告了自己的学术独立。可以说，只有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闻学具有完全独立的品格。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以前新闻学启蒙者对新闻学的基本认识，梁启超所讲的“报馆有益于国事”是最恰当不过。儒家传统中的实用理性，始终是那个时期的新闻学启蒙者的出发点和归宿；商品经济、自由理性、现代社会对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问题，在他们的论述中基本上是空白。

如果用一句话来表达五四时期新闻学的特点，邵飘萍讲的“以新闻为本位”最为恰当。就像文学以文学为本位、哲学以哲学为本位一样，对一向与“国事”交织在一起的新闻来说，摆脱政治的旋涡，成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不能不说是新闻学的一次革命。五四新文化补充了中国传统的学术研究中所缺乏的个体自由意识，否则，新闻学也许将永远以启蒙的形式被固定在 “国事”的卵翼之下。

如果用一句话表达五四以后新闻学的主题，那就是1930年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讲的“报纸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十月革命并没有给中国带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闻思想，而只带来了并不完整的列宁以及斯大林关于党报工作的论述。随着中国政治出现新的两军对垒，具有独立品格的新闻学逐渐消失了，新闻学的主题在一个新的认识层次上由政治统帅了。

1978年“文革”结束以后，人们终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说出 “新闻机构的第一位任务是提供新闻”这样一个最普通的常识，并且不得不从头开始明确新闻的定义、新闻价值、言论出版自由、舆论监督、新闻法等常识。这只是补课，以便在新闻学研究的更高层次——也就是人类信息沟通的层次上——迅速跟上世界的步伐。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写了一段话：“尽管改革已经开始，中国依然缺乏与这种学术研究相适应的现代化传播工业体系以及现代化的新闻体制，因而，中国新闻学的现代化道路将是曲折而漫长的，它需要伟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这个意义上，五四时期创立的中国新闻学不应被人们遗忘，也不会再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