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李翔/文 他的面容是平静的，即使在他叙述最让人沉醉的往事时也是如此。没有人知道这种平静是疾病赋予他的，还是时间赋予他的。他的笑容也是含蓄的，由嘴角向上，慢慢绽放开来，直到额上的皱纹。时间和纷扰的事物是匆匆而过的激流，而从他身边经过时，他仍然像岩石一样安静。只是它们的造访已经在他的脸上留下了各种印迹：洞见、智慧、痛苦或者伤害。它们都是时间派出的访客，纵横在这张脸上，和主人同在。

他比照片上的凌志军更有魅力。在照片上，我们不可能看到他的白发、他安静的笑所散发出的宁静感，或者他不动声色地讲述具备的吸引力。

我们所能看到的所有凌志军的肖像照片——包括他用在自己书上的照片——大都是匆忙拍摄的产物。这些照片中的凌志军在一步一步变化。《交锋》中的他像是一个青涩的小伙子，尽管这本让他与合著者马立诚暴得大名的书出版时，凌志军已经四十七岁。《变化》上的他像一位坐在皮制老板椅上的工厂厂长、民企老板或者政府官员，头发梳得有些过分整齐，脸上的表情又过于中庸平和——那种典型的中年人拥有的中庸平和。后来他出版的商业史著作上采用的照片，多是穿着扎进裤子的短袖T恤，双手交叉，站在一片松林前，满脸笑容，左手手腕上还戴着一块电子手表。而他2008年出版的文集上采用的照片，则开始表达出作家对于青春的向往：他头发的长度、他脸上的表情，还有他一手托腮的姿势，都像是摄影师调教的产物，不再像之前，一位毫无镜头经验的作家被拿着相机的拍摄者即兴拍下一张肖像。照片中的作家努力想要配合，但是表情却已经僵硬。

这些公开的照片没有更好地捕捉到这名作家的内心。尽管在凌志军的写作中，“我”始终隐藏在一个外人看不到的角落，像一名远在千里运筹帷幄的将军一样调遣文字和情绪，但作家在种种前言和序言中却在不断提及自己内心的焦灼——尽管大多数时候使用的仍然是隐隐约约和若无其事的语气。毕竟他已经习惯于讲述别人的故事，而不是自己的。用公开的文字谈论自己最多的是在《变化》的前言中。他提到自己的一位同事引用作家林语堂的话提醒他：“不要因为思想犀利，忽视了从容的魅力”，而他自己也开始“特别希望摒弃情感上的偏见，客观平和地对待那些我喜欢的和不喜欢的东西”。他情感的复杂和言语的锋利同他自身的经历不无关系。

一

凌志军自称“自幼崇尚技术，轻视文史，家境算是好的，又不属于特权阶层”。和自己的父亲不同，他是被命运之手拨弄着走上记者和作家之路。而他的父亲则是十七岁离家出走、十八岁投奔共产党的老报人。他形容自己的父亲“一生本分，听党指挥，而将个性内敛，把思想压在内心深处”。一个人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收获的成果是一个集体梦想的短暂实现，和自己儿子在幼时的良好家境。

但是这种从容的环境并未持久。和所有出生在1950年代的中国人一样，生于1953年的凌志军，并未能因为父辈的牺牲而幸免于命运的暴虐之箭。“文化大革命”发生时凌志军十五岁，他的个人记忆被自己浓缩为：“自此中断学业，少小离家，先在农村做一电工，后来参军，白天练习射击刺杀投掷手榴弹，腰酸腿疼胳膊红肿，晚上却又不敢早睡，蒙在被子里打开手电筒学习数理化以及英文，不幸被连队首长发现，批评我不安心保卫祖国，还想到外国去，于是悬崖勒马，把全副身心投入军事。有一天首长忽然告诉我不要再埋头训练，改行写新闻。我知道那并不是因为我有文才，而是因为他们发现我的父亲在报社工作。”（更多精彩内容详见《经济观察报》第39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