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别了,萨拉马戈同志
导语:直到年届五十的时候,他才开始真正以写作为业,60多岁时终于成名。76岁,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经济观察报 张伟劼/文 1922年,他出生在葡萄牙一个贫下中农家庭,自幼随着父母走南闯北。他在一所技工学校里接受教育,虽成绩优异,却因经济拮据不得不中断学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劳动者。他当过锁匠和技师,同时翻遍了街道图书馆里所有的文学作品,自学成才。25岁时,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没引起多大的反响。在接下来的20多年里,他鲜有作品发表,因为他觉得自己“没什么可说的”。直到年届五十的时候,他才开始真正以写作为业,60多岁时终于成名。76岁,他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这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励志版的名人小传,该故事可以告诉你的是,想成为超级成功人士,哪怕是从退休年龄开始努力都不算晚。从人生的意义上说,正是死亡近在咫尺的可能,才逼得人拼尽老命去爆发,去开拓自己的无限潜力。这个故事的主人公、葡萄牙作家若泽·萨拉马戈曾说:“我已经不年轻了,所以每一部新作品的开始,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挑战。我写的每一本书都有可能是我的绝唱,如果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不尽人意,那会是很可怕的。”

萨拉马戈曾在他于2005年出版的小说《死亡间歇》中想象了一个死神停止工作之后的世界。从某一天开始,再没有人死去了,于是天下大乱。殡仪馆、养老院、基督教教会等需要有人死掉才能维持正常运作的部门陷入危机之中,社会问题接踵而至。萨拉马戈经常在小说创作中抛出这种虚拟式现在时态的假设。在《失明症漫记》里,一种可以致盲的传染病在人群中蔓延开来,政府慌乱应对;在《石筏》中,比利牛斯山裂开了一条大口子,导致伊比利亚半岛脱离了欧洲大陆,在大西洋上漂泊……荒诞不经的想象里,包含着作家对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的严肃思考。

然而死神还是向萨拉马戈发出了邀请函。6月18日,萨拉马戈因病在大西洋上的兰萨罗特岛去世,享年87岁。17年前,他戏仿《圣经·新约全书》的小说《耶稣福音》甫一问世,就在天主教势力强大的葡萄牙激起了轩然大波,政府断然取消了这部作品参加一项欧洲文学奖评选的资格。萨拉马戈愤而出走,携其西班牙籍的妻子定居西班牙的兰萨罗特岛。

“这是葡萄牙文化的一次重大损失。他的作品让葡萄牙引以为豪,他的逝去让我们的文化更为贫瘠。”这是葡萄牙总理苏格拉底的话。萨拉马戈离世后,葡萄牙政府派出专机将他的遗体运回国内,为他举行国葬。葡萄牙民众自发走上街头,挥舞着红色康乃馨和萨拉马戈的著作送别作家的灵柩。21日晚,南非世界杯小组赛葡萄牙对阵朝鲜,葡萄牙队队员出场集体亮相时,左臂上都缠着一道黑带。而与萨拉马戈积怨甚深的罗马天主教会则仍然坚持敌对立场。作家去世次日,梵蒂冈的《罗马观察家报》将萨拉马戈骂作是“极端民众主义分子”和“反宗教理论家”。

无论如何,大师离开了我们,如他生前所说,“进入到虚无里,溶解于其中”,留下了十七部小说、五部剧作以及数篇诗歌和短篇小说作品。不久之前,他还在积极筹划一项公益活动,将《石筏》一书再版的所有收益都捐给海地地震的难民。在他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 《民主与大学》里,他还在思考大学教育与公民社会的关系,为双双病入膏肓的民主和大学寻找药方。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文学可以改变世界吗?萨拉马戈认为,文学的力量是微乎其微的。他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改变这个世界,但他可以用自己的创作告诉人们:我们有必要改变这个世界。在世界文坛上,萨拉马戈的一个引人瞩目的身份是:共产党员。早在1969年,他就加入了葡萄牙共产党,参加了最终推翻萨拉查独裁统治的 “康乃馨革命”。不过,他不是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员,也不是滥用权力的共产党员,而是能够独立思考、嫉恶如仇的马克思主义战士,一个越老越激进的“老愤青”。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荷尔蒙共产党员”——他的身体里有分泌旺盛的荷尔蒙,其中一部分是让自己长胡子的,另一部分让自己成了共产党。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评论萨拉马戈说:“他是个容易发怒的人。这很好,因为他总是跟那些混账东西过不去。”对于萨拉马戈来说,这个冷战后的时代充斥着混账东西。他眼中的敌人包括:天主教会、跨国公司、极右翼分子、美国布什政府、枪杀巴勒斯坦平民的以色列军人……而他引为同道的知识分子,则都是著名的左翼人士: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墨西哥萨帕塔游击队领袖马科斯、西班牙法官加尔松……他支持古巴革命和查韦斯在委内瑞拉推动的社会变革,却也针对一些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对那些一边大啖鱼子酱一边空喊口号的伪左派,他同样不留情面地加以谴责。他虽身居孤岛,却并没有遁入“悠然见南山”的隐士境界,而是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保持关注,做他的“授命作家”——满怀社会责任感,痛斥一切不公正现象,担当为人类前途思考的使命。

去年《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李敖的专访,记者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我有一种悲观的预想,未来的世界,也许还可能产生野心家和枭雄,但这种文士兼豪杰型的知识英雄,却将越来越少。一个波澜壮阔的古典时代,快要谢幕了。”当全球的知识分子渐渐被体制和消费主义磨钝了锋芒、降低了荷尔蒙水平的时候,我们庆幸于还能与那一批可爱的老愤青共同生活在一个世界里,看他们嬉笑怒骂,叹他们的侠义之风。无论何时,在他们的星光照耀之下,我们不觉得孤单。(作者任教于南京大学西班牙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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