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文 在孩提时代，我经常偷偷溜进父亲的书房，翻看书桌上的文稿。他是一位数学家，经常在方格纸上用铅笔整齐地记下一行行数字和图表。我常坐在椅子的边上，困惑和好奇地端详每页文稿。这似乎有点儿不可思议，首先，那时候他为了这些看上去杂乱而且令人费解的东西付出不少辛劳和代价。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不明白自己挚爱的人竟然每天绞尽脑汁做这种事情，而他脑子里究竟想些什么我茫然不知。

实际上，这就是我后来了解到的，心理学家所称的他心 （Otherminds）问题。一岁大的孩童认为倘若他们喜欢“金鱼”饼干的话，妈妈和爸爸就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他们尚未领会到自己的想法与别人存在差异。认识到妈妈和爸爸不一定也喜欢“金鱼”饼干，是人类发育阶段的重大认知转折点之一。（为什么一个两岁大的孩子会令人感到如此惊讶呢？因为她在有条不紊地试验这种迷恋，对她而言令其感到快乐的、全新的念头，实际上未必会给她的父母带来快乐。）蹒跚学步的孩童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有别这个发现令人感到着迷，事实上作为成年人，我们亦从未失去对期冀一窥他人内心的迷恋。当在一个社交场合遇到一位医生时，我们最先想知道的是什么？我们所关切的不是诸如“你在干吗”这种与医生有关的事情。恰恰相反，我们想知道的是这意味着他整天都得与病人待在一起了。我们想知道的是在这儿感觉好像有位医生，因为我们断定这儿的气氛有些异样，与整天坐在电脑前或者在学校教书以及做销售汽车迥然不同。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对他人内心世界的好奇，是人类最基本的冲动之一，而驱使我此时此刻奋笔疾书的，也源于同样的冲动。

我从1996年开始一直为 《纽约客》（TheNewYorker）撰稿。那段时间，我写的文章难以胜数，收录在《小狗看世界》中的这些都是倾注了我的心血的心仪之作。我将这些文章归为三类。第一部分是在心里萦绕许久不吐不快的，我喜欢称之为一展微才——不是爱因斯坦、温斯顿·丘吉尔和纳尔逊·曼德拉，以及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其他叱咤风云的雄才巨匠，而是像以卖自动播放机“Chop-O-Mat－ic”而发迹的罗恩·波佩尔（RonPopeil）和因“她能不能？只有她的吹风机知道”这句话而名噪一时的雪莉·波利考夫（ShirleyPolykoff）这些芸芸众生。在第二部分，则对我们对他人作出的预言流露出好奇。我们怎么知道某人是否糟糕、聪明，以及是否有能力将事情做得尽善尽美。诚如各位读者所注意到的，我对我们如何精确地作出判断持怀疑态度。第三部分专门探讨理论以及将经验有条不紊地组织起来的方法。我们如何看待无家可归、金融丑闻，抑或诸如“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爆炸这样的灾难？

我尤为感兴趣的是描写那些只关注无家可归的人、番茄酱和金融丑闻本身的人们。而且，我不晓得应该对“挑战者号”爆炸这一事件作何结论。对我来说，这一切显得杂乱而费解——就像方格纸上印着的那些无法辨识的数字和图表。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别人的眼睛，透过别人的内心来看待这个问题，结果会怎样呢？

譬如，在一篇文章中我极力想弄清楚因紧张而失常和恐慌之间的区别。1999年7月，小约翰·肯尼迪驾驶私人飞机失事，这篇文章就是受这一不幸事件的启发一挥而就的。他在 “地平线都消失了”（飞行员的行话）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俨然就是个飞行新手，结果飞机向下螺旋俯冲而坠毁。为了切身体验肯尼迪所经历的事情，一位飞行员驾驶与肯尼迪的私人座机同一型号的飞机，载着我飞上蓝天，我让他驾驶飞机向下俯冲。这可不是噱头式的花架子，而是根据当时的情形必须做的。我想了解我们置身于一架横冲直撞的飞机里是什么感觉，因为倘若你希望弄清楚失事的含义，仅仅知道肯尼迪当时的所作所为是不够的。名为《图像问题》的文章就是写如何理解人造卫星拍摄到的图像，就像布什政府据此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那些卫星图像一样。我以这个话题作为开篇，是因为我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在一位放射科医生那里观看乳腺X光片，在这中间他完全自发地提到他将人们愿意让他来看乳腺X光片这个问题，比喻为如同让中央情报局的官员看卫星照片一样，这都要靠运气。我想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些什么，而他想知道中央情报局的那些官员的脑袋在打什么主意。记得当时自己绝对晕了。《小狗看世界》这篇文章是对所谓的“狗语者”塞萨尔·米兰（CesarMillan）的素描。通过用手抚摸，米兰能让最狂怒和最难驯养的动物平静下来。米兰在抚摸动物时，他都想些什么？正是基于这种好奇，激励我写下了这篇文章。但是在写了一半后，我意识到一个甚至更令人好奇的问题：在米兰施魔法时，狗是怎么想的？我们真的很想知道——小狗看到了什么？

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的那些奇思妙想是从哪里来的？而我的回答从未让人满意过。我通常说是人们向我讲述的那些奇闻轶事，或者我的编辑亨利送给我一本令我不禁掩卷沉思的书，抑或我说自己的记忆力很差，已经不记得了。在我着手创作本书时，我心想应该作一澄清。譬如，本书中有一很长而且显得有点古里古怪的章节，即为什么没有哪种牌子的番茄酱能与亨氏的相比肩。（我们吃番茄酱时感觉如何？）这个想法就出自我的朋友戴夫，他从事食品行业的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几乎天天一起吃午餐。他是那种按上述方式思考事情的人。（戴夫对西瓜也有一些颇令人着迷的理论，不过我要留待后文述及。）另一篇题为《真实的色彩》的文章谈的是在头发颜色上引领时代潮流的女性。我之所以写这篇拙文，是因为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为香波树碑立传会很有趣。（我想我特别渴望能以故事的形式讲述香波。）在经过多次采访后，一位大为光火的商业人士对我说：“你到底为什么要写香波呢？头发的颜色才更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呢。”等等，不一而足。

找到灵感的诀窍在于说服自己，每个人和每件事情背后都有别样的故事。虽然我用的是“诀窍”一词，不过我真正的用意指的是挑战，因为这件事情做起来非常困难。毕竟，作为人类的本能将告诉我们，绝大多数事情既无趣，也了无新意。我们不停地调换电视频道，在选定一个之前要舍弃10个频道。我们去书店走马观花地浏览20部小说后，才会挑选到自己中意的一本。我们筛选、分类并作出判断，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个世界光怪陆离的东西太多了。但是，如果你想成为一名作家，就必须每天与那种本能抗争。难道关于香波的故事就不会给人带来情趣吗？当然饶有兴致。如果索然无味的话，我也会顺藤摸瓜最终发掘出其中蕴涵的让人忍俊不禁的东西。

找到灵感的其他诀窍就是洞察到知识和影响力之间的差异。在我描写的所有人中，很少有人非常具有影响力或者声名显赫。当我说我尤其对不起眼的天才感兴趣时，指的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想从中了解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不必从开头看，你可以从中间开始看，因为这些人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做实际工作的芸芸众生。我的朋友戴夫，他教给我关于番茄酱的知识，他就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人。他致力于番茄酱的研究，这是他的兴趣所在。社会地位高的人都对自己所说的话 （可以这么讲）很敏感，因为他们具有能保护自己的地位和特权——自我意识是“趣味”的敌人。在《摊贩》中你会遇到阿诺德·莫里斯（ArnoldMorris）这个人，一个夏日里他在新泽西海滨自家厨房里向我演示如何兜售“Dial-O-Matic”切菜机：“大伙儿都来看啊，我将向你们介绍你们平生看到的最令人惊奇的切菜机。”他开始演示。他拿起装烤肉调味品的包装箱，用来做道具。“请上眼哪！”他将它举到空中仿佛举起了蒂芙尼（Tiffany）花瓶似的。这就是你在位于新泽西海滨某人的厨房里看到的一幕，这里面蕴涵着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青少年时代，我从未想过自己将来会成为一名作家。我本来希望自己做一名律师，在读大学最后那年，我决定将来从事广告业。我向多伦多市18家广告公司发出了求职信，结果收到18封拒绝信，我将这些信在我住处的墙上贴了一排。（这些信现在我还保留着呢。）我想读研究生，可是我的成绩不太好。我向国外某大学申请奖学金，结果遭拒。我最终决定从事写作仅仅出于一个简单的原因，就是我始终认为写作可以成为一份工作。工作带给人的是严肃和畏惧感，而写作则很有趣。

大学毕业后，我为印第安纳州一份名为 《美国观察家》（AmericanSpecta－tor）的杂志工作了六个月。后来我去了华盛顿特区，有好几年时间一直在从事自由职业，最终加盟《华盛顿邮报》——从那儿又来到《纽约客》。一路走来，写作从未停止给我带来欢乐和愉悦，我希望我的轻松愉悦能渗透到字里行间。没有什么比某人读了我或者其他人写的东西后，气恼地说 “我才不买这破烂玩意儿呢”更令人气馁的了。他们为什么气恼？好的作品不能以说服力论高下。文章好与不好在于是否能让你身临其境，是否能唤起你的思考，是否能让你领略到别人的脑海都在想些什么——即使最后你觉得别人的脑海根本不是你喜欢去的地方。我称这些只言片语为冒险之旅，因为这是那些主人公所希望的。看罢文章读者能忍俊不禁的话，我就心满意足了。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纽约客》杂志撰稿人、畅销书《异类》、《引爆点》、《决断2秒间》作者，他的新书《小狗看世界》的中文版近期由中信出版社出版，本文为此书自序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