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王丹薇 郭亦丹 孟雨/文 近期西方媒体界围绕Twitter（推特）的作用与功能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Twitter是一个社交网络及微博客服务，用户可以经由SNS、实时通信、电邮、Twitter网站或Twitter第三方应用进行更新。它已经成为消息传播最快速和便捷的通道，它的影响力在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伊朗绿色革命、丹佛飞机脱离跑道事件、印度孟买连环恐怖袭击事件、迈克尔·杰克逊逝世，到中国中央电视台新台址大火、石首事件等都快速体现出来。它可让信息瞬间传遍世界，也可以让你亦步亦趋“追随”用户。它能快速地构成一种人际交流网络。2006年创办以来，Twitter一直保持着强劲的增长，从最初的几千名用户，增长到目前1.6亿用户，平均每天更新1亿条。Twitter在全球最热门的500强网页中，排名第十位。其首席执行官埃文·威廉姆斯（Evan Williams）今年4月在演讲中表示，4年来Twitter的年增长率达到1500%。Comscore的数据显示，Twitter的流量甚至可以比拼雅虎。

Twitter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其移动性。摩根斯坦利分析师最近发表移动互联网报告称，移动互联网用户5年内将超过桌面用户。与之相应的是，目前已有37%的Twitter用户在手机上用“推”。目前每天Twitter消息达5500万个，每天搜索请求则达6亿次。首次将Twitter与“革命”紧密联系到一起的，是2009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中的抗议示威运动。当时德黑兰封锁了手机短信并屏蔽了若干网站，Twitter成为伊朗人满足信息需求和对外发出信息的替代网络。其间美国国务院竟然向Twitter创办人发出了一个不寻常的电邮，请求其推迟已经安排好的全球网络维修计划。而Twitter也听从了国务院的呼吁，将网络维修时间推迟至德黑兰的凌晨时分才进行，其时他们成了伊朗人的重要沟通媒介。

关于Twitter是否实现了革命的讨论便由此而来，“Twitter是否改变了世界”的思考也成为了争论的热点话题。

社交网络无法加强团体契约

10月4日，美国作家Malcolm Gladwell的文章《小小改变：为何说没有推特革 命 》（Small Change:Why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tweeted ?）在《纽约客》杂志发表之后，引发了新一轮激烈的讨论。

Gladwell在文章中指出：“我们的世界存在着社会革命，一些新的社会媒体工具在重构着社会革命。借助Facebook和Twitter之类的社会媒体，政府权威和人民大众的传统关系已经被颠覆了。人们通过这些工具越来越容易与政府权威进行沟通和互动，引起他们的关注。”

但是，这并非革命性的。Gladwell对发生在北卡的美国人权运动的发生、发展过程做了对比。1960年2月1日，一所黑人学院的四个大学新生在Woolworth餐厅想点杯咖啡，但是招待说“我们不招待黑人”，并被要求尽快离开白人用餐区，由此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那时没有邮件、Facebook网和Twitter，却有7万学生加入了这场运动。

对于美国前国家安全顾问Mark Pfeifle认为Twitter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观点，Gladwell不敢苟同。Pfeifle认为“如果没有Twitter，伊朗人民不会有信心反抗强权获得自由和民主”。Gladwell认为Pfeifle的言论蛊惑人心。他认同斯坦福最著名的数字传播批评家Evgeny Morozov的评说：Twitter并没有在摩尔多瓦产生足够的内部影响力，因为这个国家没有多少Twitter账户，Twitter根本没有达到革命的层面。

Gladwell将苏丹西部在内战中涌现出的虚拟支持力量作为案例，说明“维基激进主义”的无效性，认为社交网络可能对于一些传播活动有作用，比如号召一些具有相近思想的人参与事件，或者能解决一些特定的“较弱关联”的问题（能联系到一些不同地方的骨髓捐助者），但是社交网络并不能加强团体内的契约，这些契约能使个人作出对社会有影响的贡献。他认为Facebook的拥护者并非静坐抗议者或者非暴力激进分子，他们甚至不会上街游行请愿或挥舞蜡烛，他们只是希望能用一个抗议应用程序把他们自己联合起来，他们通过这种媒介，不希望冒什么风险，但是相应的也得不到什么效果。社交媒体的创始人似乎相信Facebook上的好友等同于一个真的好友，但事实并非如此。

Gladwell的文章引发了更多的关注和讨论。英国《卫报》Tim Adams在《Gladwell说推特和Face book不能改变现实世界》报道（Twitter and Facebook can not change the real world,says Malcolm Gladwell）中，对Gladwell的论断进行了评述，认为Gladwell是一个有活力的异见分子，将一把尖刀捅入了社交网络的蚁穴。Gladwell对纽约大学线上群体力量的发起者Clay Shirky非常气愤，他认为Shirky过多的把维基狂热者的潜能当做社会转型的工具。Gladwell称社交媒体在改变社会中毫无用处，似乎陷入了技术怀疑论、无用论。在不断升级的争论中，Gladwell似乎颠覆了先前的理论家提出的关于“媒介即讯息”的思想。

技术改变革命进程

AlanRosenblatt在theHuffPost发表了文章回应Gladwell“Twitter没能实现改革”的问题，Alan认为：Glad－well是对的！但是Alan也客观地指出了Gladwell论断中关于“革命”概念的含糊不清。

Alan从电视说起，他认同GilScott Heron“革命将不会通过电视技术完成”的判断。电视不是革命事业本身，但是它在我们如何看待战争上，扮演了促使革命的重要角色。并且，革命的推动者从来都不是技术。Twitter与电视技术一样，打破了传播时空的限制，比电视更为优越的是，Twitter与其他社交网络媒体，在动员号召的过程中，跨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障碍。但是沿用麦克卢汉的理论，技术是革命的一个推动因素，真正的革命没有大众群体的聚集是不可能实现的。

Alan从更为严谨的角度，区分了“革命”不同层次的含义，技术的革命与社会形态的革命不能一概而论。于是他给出了这样的结论：Twitter改革了信息延伸的方式，打开了建议者与实践者之间的隔膜，Twitter也在传播和宣传上促进了改革。但是与思想理念层面上的政治、社会革命不同，Twit－ter的革命是在技术方法层面。Alan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思考，Twitter改变了我们实施革命的过程，但并未切实直接地引导社会革命。

10月11日，美国科技博客Ven－tureBeat记者RileyMcdermid在报道中，认为 Twitter将去革命（EvanWilliams:the revolution will betweeted）。而这里的“革命”指的并非作为政治和社会之间代理的社交网络Twitter将在一年之内改变方式，继续向更多人进行实时性的努力。“我们的目标是覆盖即使‘信号最弱’的地区，比如最近饱受暴力和社会动荡影响，当地媒体却对反抗的声音充耳不闻的伊朗和摩尔多瓦。”

Evan与合伙创始人、时任创意总监的BizStone也在发言中回应了Gladwell文章。Stone赞同要想影响真实社会，“必须通过真实的友情一般紧密的连结，真实的层级体系、军队般的结构，才能实现。作为促变因素的技术，不会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将会是真实存在的人实施实际的改变。”但Stone指出Twitter是实时信息交换的网络，“那些关于Twit－ter不能有效、有益、充分的传播信息的争论是荒唐可笑的。”

Twitter革了什么命？

Twitter出现短短四年，能够迅速获得今天的发展和地位，带给我们的冲击和挑战确实很大。它特殊的传播方式，也确实对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社会对于Twitter这一热点的关注逐渐升级，经过对这些学者观点的梳理，我们已经找到了看待它的方向。

首先，正如Alan带给我们的启示，Twitter实现了技术的革命。

与传统报刊和广播电视媒体相比，用户可以跨越时间、空间的阻隔，利用多媒体技术通过文字、图像、声音等等呈现自己的观点，并实时获得反馈。更重要的是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到“连结”紧密程度限制，陌生的人之间通过网络也可以实现互动。基于Twitter实时、交互的传播分享平台，用户可以自由地表达意见并互相回应。与手机的联合大大提高了使用的便利，也使得它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因此，作为一种新型传播媒介，Twitter的确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模式习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的方式。

在多媒体时代，Twitter为信息的多元化的表达提供了可能，实时、交互的功能和大量应用软件程序的开发，也对人们使用网络进行交流产生了影响。在技术变革的层面上，他们确实成功的实现“革命”。

麦克卢汉认为每一种新媒介产生都开创了社会生活和社会行为的新方式、媒介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也是区分不同社会形态的标志。将媒介作为推动革命唯一的因素，其片面性已经被很多学者研究论述过了，也正如Gladwell对“Twitter革命”的批判。

麦克卢汉对于研究现代传播仍然具有很大的意义，在于它带给我们的思考角度。人类只有在拥有了某种媒介之后才有可能从事与之相适应的传播和其他社会活动。媒介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影响了我们理解和思考的习惯”。引用“媒介即讯息”理论后期的解读来说，就是“真正有意义、有

价值的 ‘讯息’不是各个时代的媒体所传播的内容，而是这个时代所使用的传播工具的性质、它所开创的可能性以及带来的社会变革”。而Twitter正是这样一种传播工具，它的意义在于开创新的可能性、带来社会变革的新型传播工具。

依托于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SNS社交网络服务出现，在网络媒体的基础之上构建虚拟的“人”之间的关联。伴随着媒介的发展，传播工具的变革，必然创造了新的传播模式。这是信息传播的革命，只不过不是由Twitter独立完成的。在传播的过程之中，Twitter作为新型SNS社交网络中的一员，新的科学技术带来的鲜明的特点也发挥了它特有的优势。

Twitter网络的用户个体之间密集的网状连结，可进行大量、多向的传播，也大大缩短了传播和反馈过程的时间，开创了一种新的传播模式。与其他网络媒体相比，Twitter不仅可以传播大量的信息，还能够构建用户之间的连结平台，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传播者和受传者，同时参与多个传播过程，也可以重复这两个角色的转换。

而关于“Twitter革命”争论的焦点之一，正是这由Twitter构建的连结平台和人与人之间的 “关联”。Gladwell认为Twitter仅在传播 “较弱关联”的问题上有号召力，可能使得意见在部分人中集聚成为社会事件。但是关于传递政治热情和观点主张，Twitter是无力的，没有真实人群、团体之间形成的契约保障，也就不能产生革命性的社会运动。

Gladwell也点出了对于社会革命和网络革命理解的误区，就是将社交网络中的 “人”当做真实社会中的“人”，将网络中较弱的关联程度，放大为真实社会中直接、紧密的关联。毕竟对于政治热情和号召的支持，对着电脑屏幕在键盘上敲几个字，与走上街头示威抗议甚至作出牺牲，是有天壤之别的。

Twitter创始人Evan和Stone的声明，也显示了他们对于Twitter的定位，社会动态的关注者、传播者，而非改变世界；就算处于社会革命之中，也只是作为提供意见迅速聚集的交流平台，也就是社会运动的促成因素，而非发动社会革命的主导者。

未停歇的思考

“Twitter革命”的出现，虽然伴随着争议，但它象征着网络运动影响力向现实生活中的延伸的开端，也改变了人们传统的参与议题的方式。更加开放的Twitter平台，改变了过去发表言论的渠道受到控制的局面，在这里志同道合的陌生人亦可以形成 “联盟”。它带给现实社会巨大的震撼和挑战，在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同时，也埋下了新的隐患。

2009年3月28日全球 “地球一小时”熄灯活动，以大学生群体为主要用户的人人网在状态栏中加入了专门设计的地球图标，并在首页上设置了专题号召晚上8点半至9点半 “熄灯一小时”。学生们纷纷修改状态，好友新鲜事的列表中一个个转动的小地球的图标连成长长一串。8点半一到，很多大学校园宿舍区里一片黑暗，学生们欢呼声阵阵。这是一次成功的公益活动，通过社交网络将号召有效传播，并在交互中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美国杂志 《商业周刊》6月17日发表的文章中指出，伊朗Twitter用户仅有8600人，不到全国2300万网民的万分之四。“伊朗使用这个工具的人数非常少，无法支持这么大规模的抗议。”被最多用来作为“Twitter革命”象征的伊朗选举事件，确实存在被西方媒体夸大的成分。那么，如果是在Twitter普及的国家、用户覆盖广泛的地区，号召进行在真实社会的抗议示威活动，不再是“天方夜谭”。但是这种号召在繁杂的社交网络中形成，很难保证不会因为错误的引导而向偏激的方向发展，最终导致错误的社会运动。

中国互联网专家谢文亲自考察伊朗后在10月14日的博客中说：Twitter和伊朗内斗没有什么关系。我猜那些前一阵广为流传的神话是旅居海外的伊朗人、西方媒体和Twitter的公关公司不约而同制造出来，又被怀有各种目的的人或机构无限放大歪曲了的。 虽然这只是一种推测，但是如果利用Twitter这样的网站，有组织地制造“民意”煽动民众的情绪，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不可预估。

短短四年的时间里，Twitter从一个只有几千名用户的社交网络，成为1.6亿网民获取、传播信息，交流观点的重要平台，并且已经向着新闻媒体的方向拓展。但是如何把握它在社会中的导向，避免成为被利用的工具，仍然需要继续探求。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