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施健子/文 拖着大队人马访华的英国首相卡梅伦应该想不到，在离开北京差不多半个月后，他的两日行程中最被关注的并不是两国经济上的实质性合作，而是他在北大的演讲。11日演讲结束后，一条微博在网上传播：在提问环节，北大学生的第一个问题是：“作为英国的领导人，您能从中国模式中学到什么？”卡梅伦略微思考了一会儿：“首先是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北大学子反响强烈，热烈的掌声一度打断了他的发言。发帖者的点评是，这个问题就好像是在问，你从我家刚脱贫新盖的金碧辉煌中能学到点什么？

另一个极端例子的发生地点同样是在北大。13年前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到访演讲，互动环节充满了火药味。北大中文系学生马楠在一个问题结束后站起来驳斥克林顿，“所谓真正的自由，应该是人民有权自行选择他们想要的生活和发展方式。”现场情形被作家余杰记录在案，他写了一篇名为《“勇敢者”的游戏》的文章，在他看来，马楠说的无非是“中国政治书本上的教条”而己。

但余杰的话并没有赢得当时人们的广泛认同，与现在更为多元化的意见形态相比，当时马楠的发言几乎赢得一边倒的赞同，这个小女生甚至被树为反对强权意识形态的先锋。不过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与克林顿“交锋”两年之后，马楠选择去到“人权状况极其恶劣”的美国留学，后来定居并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而在15年前，刘瑜还是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本科生，后来她到了哈佛上学、剑桥任教又回到清华教书，这位写出了畅销民主启蒙书《民主的细节》的政治学女博士并不否认，如果当年美国总统来到人大，她也会提出类似的问题，因为《中国可以说不》在当年的大学生里几乎人手一本，她深受影响。

如果把时间再往前推一些，在1984年，新东方还没有成立的时候，徐小平在北大团委工作，年轻人里最流行的是柏杨的书 《丑陋的中国人》。徐小平始终认为，在改革开放初始阶段，我们却拥有比现在更为开阔的思维和自我反思的精神，民族自信反而比现在要强很多。

问题的背后永远比问题本身更值得探究。在将近30年的时间里，那些被称为精英并一度是意见领袖的象牙塔里的年轻人们，他们倡导什么反对什么，到底背弃了什么又延续着什么？

发问的能力

在一个网站做出的统计中，历次元首演讲提问环节，出现频次最高的问题首先是两国文化交流，其次是人权与民主，再次是台湾问题，最后是国际关系。政治问题在元首的大学演讲中无法回避，但中国这样的提问模式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沿袭至今，经过多层过滤之后保持了非常和谐的结构。被点到有幸提问的学生在站起来的一瞬间立刻化身政府的新闻发言人，问题隔靴挠痒，态度则分化为两重：或是极度自大，或是诚惶诚恐。

美国总统奥巴马09年访华，与上海复旦大学的同学交流，在场一名同济大学的学生提问：“请问在您的这届政府中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共同构建这个世界向着文化多元化发展？”类似这类大而空的问题在大学生的提问中并不少见。

这应该会让他们好受很多，来访的国家元首们在自己国家里，每天受到反对党、媒体和社会团体的各种质疑诘问，油煎煮炸，对于敏感问题并不存在担心，但在中国碰到的这种与 “如何实现世界和平”等量的问题却着实难倒了他们。

实际上，在常识和基本讯息的掌握上，我们名校的学生并不输于人，只是少了储备与输出之间应有的关节。在我们的国家里，政治如同空气一般深入生活，但大多在此浸润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并不能真正了解那些每天挂在嘴边的词语的真正意义。

内容或许可以理解为局限于认知，但方式的差异可以归结到社会层面上。徐小平一针见血，“中国学生的提问看似很美好，却触及不到问题的本质。他们缺少最基本的民主教育，也没有自由表达的训练。”

刘瑜的解释是，“学会恰当的提问，我们必须拥有一个长期而健康的公共领域和公共讨论传统。现在我们大到社会，小到班级，都少了以正常程序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因此我们自然也不具备这样的发问能力。”她说，“恰当地提问是一种能力。”

她举了一个例子，英国议会预算审核，每年春秋各一次，到这个时候，上到电视报纸，下到学校课堂和家庭，都会有关于该问题的讨论。“我们不能苛求我们的学生，我们从来就没有这种氛围，突然到了一个元首来访的场合，我们也就没有了应对能力。”

除了能力之外，或许还应该思考的是，我们在对这些元首提出的问题中，有哪个是我们真正想了解的？在美国，一位叫韦弗的小学生向奥巴马提问，“你能帮忙改善校园午餐吗？”紧接着，他又问道，“总统先生，你会灌篮吗？”天然好奇心的缺失使我们的问题失去灵魂。在像一个政客、外交家和记者一样提出问题之后，我们似乎找不到自己的真实身份和需求。

谁制造了这样的学生？

提问的学生代表所呈现的状态能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这个“被代表”的群体？外国元首司空见惯的程序是，那些坐在台下的年轻人，在提前几个月的时间里知道了演讲的资讯并向学校提出申请，并由学校抽签决定。但在中国，这意味着一种政治仪式，在几次对提问学生的网络“人肉”中，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点是，这些学生都经过了成份、成绩等多方严格筛选，为了保证达到稳定的效果，听众群里还会穿插一些还保留学生稚气的年轻教师。

这成为很多人的一个论据，他们一边抒发自己对“代表”表现的不满，另一方面，在许多不需要负责任的场合，比如网络上，他们会用“如果是我，我就会如何如何”的句式表达自己的立场。但学生代表与他们身后的群体会有如此大的区别吗？刘瑜的答案是否定的，虽然有产生不同声音的可能性，但中国学生身体内部普遍存在一个“对外”模式，“据我对中国学生的了解，在这种场合，张口就是官腔的并不在少数。”

徐小平认为这是中国教育体制失败的一个例证，作为从业者，他甚至使用了“内疚”二字。长期以来以一元化的教育模式带来的制式反应已经内化到我们的思维当中，“在上课的时候，老师提供一个标准答案，我们要按这个答案来回答就能拿到满分，这也养成了我们单一性的思考。说起西方，要不就是霸权主义，要不就是万恶的资本主义，孩子的脑子里装满了成见和偏见，因此他们在提问时，往往带有一个非常具有倾向性的预设立场，对于不了解的事情同样如此，我们没有足够的好奇去了解别人是怎么想的怎么做的。”

刘瑜曾经在剑桥大学教授中国政治史，她在批作业的时候有个很深的体会，国外的大学有一个评分标准，比如说一篇 “论民主能不能促进经济发展”的论文，如果论文立场是肯定的，那作者也必须要提到可能性的驳论。

在几年前，钱学森先生在“中国大学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讨论中也有过类似看法，他认为我们的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同时习惯了被教育，而他的结论与我们的议题殊途同归。

自大还是自卑

大学生们所表现出来的交流水平与所提问题是否提前被审核之间的对应关系并不是论证的重点。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一个事实，如果没有限制，我们的提问如此，是一所学校学生层次上的悲剧；反之，如果我们存在相应的选拔和限制机制，学生如此提问，完全是引导者以及国家心态存在问题变相解读。

看看这些问题，“此时你站在讲台上，带着伪善的微笑，这微笑背后是否还藏着真正的、压制的初衷呢？”“您想从中国带走什么？”无论是柏杨还是《中国可以说不》的四位作者，都很难用之前的绝对基调来定义今天中国人面临的处境和心态。

徐小平所说的“犬儒主义”可以概括一部分，“我们失去了一种从容豁达的态度，具体到这个问题上，提问不是辩论，大学生不可以把鲁莽当智慧，把大胆当勇气。”这种心态下滋生的傲慢正一点点扩散，他说，“这是一种无知，我们的人均GDP，我们的环境问题，我们的廉洁指数都非常恶劣，为什么大家就未富先骄，未强先傲呢？”

刘瑜从她的专业角度出发，“这或许与中国之前经历的长达150年的屈辱史有关系，我们就像处在青春期的少年，急于想证明自己，或者说得到别人的认可，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不太自信的表现。年轻的时候，不够强大，总喜欢把自信建立在对别人的否定之上，成长之后，自信建立在自己做过了什么之上。”

徐小平在带学生到美国大使馆去签证的时候，经常教育学生要自信面对签证官，但学生们的反应都是担心会因此冒犯到签证官。而奥巴马到复旦大学演讲的时候，一位学生小心翼翼的提了个问题，“您得了诺贝尔奖对您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责任？这会不会影响你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些态度？”堪称史上最安全提问。礼貌与平等并不是处理事物的两种不同态度，相反，我们应该追求的是它们同时空的存在。

或许正像刘瑜所说，自信的国家和民族，不会那么的在意别人的批评和指责，也不会觉得别人的意见是在打压你。大国的气量是一个过程和阶段，而我们还在路上。

链接

历年元首演讲中有代表性的学生提问

1998年时任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北京大学演讲并回答提问

问题1：据我们所知，你来中国之前，在国内表示，之所以去中国，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接触是最好的压制方式，你这句话是否是为了使这次访华成行而向反对派作出的承诺？此时你站在讲台上，带着伪善的微笑，这微笑背后是否还藏着真正的、压制的初衷呢？请总统先生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问题2：我个人认为，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美国的文化、历史、文学已有很多了解，对美国总统也知道得很多，我们还看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但美国人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却似乎没有那么多。也许他们只通过一些描写文化大革命或农村生活的电影来看中国。所以我的问题是，身为十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阁下计划怎样加强我们两国人民的真正了解和尊重？

2003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清华大学出席 “圆桌会议”并回答提问

问题1：您大概是我爸爸的年龄，你像我父亲一样慈祥。您能不能像您对您的孩子那样老实地告诉我们，您在伊拉克战争当中有没有撒谎？

问题2：布莱尔先生，很荣幸能够把您请到这里来。众所周知大英博物馆有大量的中国文物，对不起，我感到非常紧张。我喜欢你的领带。如果有一天你的孩子问你，中国的文物怎么跑到英国博物馆来，你怎么回答？据报道，伊拉克博物馆的很多文物被盗窃，这些失窃的文物会对大英博物馆的收藏有所帮助吗？

2004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在复旦大学演讲并回答提问

问题：今年的总统大选是两位耶鲁人的竞争，您认为决定胜负的因素是什么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生活在中国，你们准备怎么样来赢得他们的选票？

2009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复旦大学演讲并回答提问

问题1：因为您很难才能得到这个奖 （诺贝尔和平奖），所以我在想您是怎么得到这个奖的？还有您的大学教育怎么样使您得到这个奖项？我们很好奇，想请您给我们分享一下您的校园经历，如何才能走上成功的道路？

问题2：总统先生，我是上海交通大学的学生。我的问题是，您来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你给中国带来什么？又想从中国带走什么？

问题3：我想问一个您得诺贝尔和平奖的问题。您是如何看待您得奖的？您得了奖对您来说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压力和责任？这会不会影响你解决世界问题的一些态度？

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北京大学演讲并回答提问

问题1：“作为英国的领导人，您能从中国模式中学到什么？”

问题2：为什么西方领导人总是来中国给我们上课教我们如何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