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
    经济观察报：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两年多，你在《中国准备好了么》一书中所作出的结论和预测是否得到了印证？
    贾尔斯?钱斯：是的。听起来似乎不太谦虚，但我认为我的论断还是非常准确的。权力正在从发达世界向发展中世界转移，如果危机没有发生，美国自身的问题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这种转移仍然会发生，只不过不会向现在这样剧烈，速度会慢一些。重要的是，各国是否能够很好地调整以适应这种新的格局。我认为像巴西和印度这样从前一贫如洗的国家开始变得强大，这对所有人包括西方都是一件好事。 但是，美国人似乎很不情愿接受这样的现实，这让我有些吃惊。他们必须承认，他们的经济中存在根本性的问题，这是长期积累起来的，简单的说，是产生了太多的债务。美国应该集中财力鼓励创新，发展新经济，这样才能使经济真正重归正轨。而中国经济在当前显示出了“过热”的迹象，我认为中国应该适当放慢脚步，因为市场可以进行自我调节。所以，中美两国都应该继续改革它们的经济结构，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评价美国和欧洲在对抗危机中所做的种种努力？
    贾尔斯?钱斯：我认为他们没有正确地解决银行业存在的问题，他们对银行高管们过于仁慈，以至于体系中仍然存在过多的坏账。这也是欧洲和美国的经济恢复如此缓慢的主要原因。他们应该让那些表现不好的银行破产，把有价值的资产出售给表现出色的竞争者，而不是一味地发行货币，正像美国所做的那样。美联储通过“定量宽松”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希望以此来提升需求，但我不认为这样做会有什么效果。
    经济观察报：美国的一些评论者认为，反对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政策的人只强调通货膨胀、股市泡沫以及汇率战争的风险，却忽视了美国现在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未来一到两年内1500万人的失业。任何政策都会有风险，但放任市场不管将意味着更大的损失，更何况，美联储只是在履行它应该履行的职责而已。你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贾尔斯?钱斯：“定量宽松”政策是出发于美国人这样的一种信念：一旦美国经济恢复，它就能够重新回到危机以前的地位。但这是不可能的。经济需要不断地重构和改变，美国也不例外。向经济中注入大量货币的做法对于真正的经济变革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定量宽松”仅仅削弱了美元作为储值货币的吸引力而已。所以，我不同意这样的观点。美国的企业持有大量的美元现金，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它们扩大投资，从那些已经陈旧的基础设施开始，比如对经济高效运转起支撑作用的公路、铁路、桥梁、机场以及所有基本的通讯系统等。这种做法会极大地促进就业。美国还要削减其负债。石油税的引入在减少的污染的同时，也会在长期内减少美国的赤字。类似于这样的改变是非常必要的，而且大有裨益，虽然在实施起来尤其难度甚至要做出牺牲。“定量宽松”的做法却表明美国不愿意采取真正有效的强力措施，而选择那些更加温和的做法，但是这种选择实在于事无补。
    经济观察报：但在美国势力相对衰落的情况下，美元的贬值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你也曾经在著作中提及引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的必要。
    贾尔斯?钱斯：是的。由于美国的问题存在于经济的根基当中，所以要完全恢复到从前是非常困难的。这种情况下，如果把钱投资于美元，得不到任何回报，甚至是负回报。这对于其他国家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尤其是那些拥有大量外汇储备和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国家，因为美元自1945年以来一直是国际通用的储值货币和交换手段，现在它们需要找一种货币来代替美元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数量太大了。所以，引入一种新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非常有必要的，但这种新的国际货币不再应该是某一国的货币，而应该是一种以多种货币和商品为基础的“特别提款权”。这样的建议其实在很久以前就被提出来了，但由于政治原因和实施起来的难度——它需要所有国家达成一致，还要求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放弃某些权力——一致无法变成现实。但我认为，不用多久，这件事就会被真正提到议程上来。
    经济观察报：经济危机在全球的阴影似乎还远未退去的情况下，你为什么认为中国现在正又一次经历经济“过热”的危险？
    贾尔斯?钱斯：在中国，目前的货币流通和银行信贷增加迅速，工资和食品、能源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正在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最新公布的消费者价格指数（10月份）比去年同期上升了4.4%，然而，很多中国居民对房地产等资产和黄金的投资热情表明了通货膨胀预期的强烈。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实际通货膨胀率要远高于4.4%。如果大多数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都超过了两位数的话，居民的储蓄和整个经济都将面临很大危险。政府应该采取有力措施来阻止这种情形的发生。实际上，已经采取的一些相对小的措施都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效。经济决策常常会有相应的成本，但是，考虑到整个经济中的货币总量正在以20%甚至更多的速度增长，那么很明显，中国当前的利率水平就实在是太低了，必须通过大幅度提升利率来为存款者提供真正的回报，这样做同时也能增加资本的成本，进而改善银行信贷资产以及它们所支持的项目的质量。利率的升高可能会带来人民币的升值，但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的出口企业必须研发新的高附加值产品，来保证在人民币升值、价格上升的情形下正常的利润水平。1945年以来最成功的两国的出口国日本和德国，同样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货币。强大的经济体本应拥有强大的货币。中国不应该惧怕这一点。中国的出口企业已经获得了近十年的高利润增长期，是时候让它们摆脱对政府的依赖而独自面对市场了。
    经济观察报：有人认为，由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包括通过鼓励银行向大型国有企业放贷以刺激经济以及进来对房地产市场的打压，未来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将大幅增加已成定局，这对于十多年来做进行的银行业改革将是一种倒退，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贾尔斯?钱斯：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一个极端的特殊事件。面对这场发端自美国跨越太平洋而来的危机，中国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经济激励来抵消其影响的做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种做法也意味着中国最主要的银行需要重新回归到听命于它们最主要的股东——政府——的老路上。然而，银行业通过改革（开始于2000年左右）引入的新的风险管理和操作流程还在起作用。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中国主要的几家银行都获得了新的资本，我认为这些资本已足以吸收更高的贷款损失。现在，只要政府向后退一步，停止干预，允许银行根据商业规则自行运转，就不会有太严重的问题。但是如果管理者们不愿放弃权力和习惯干涉，情况就不好说了。
    经济观察报：你做过驻港军官、开过公司，现在则是一位学者，这三种职业在你接近中国的过程中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哪一种使你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理解更加深刻？
    贾尔斯?钱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作为一名驻扎在香港的英国军官，我亲眼目睹了很多饥饿绝望的偷渡者被遣送回大陆，他们往往是刚刚潜过边境就被抓住了。那时候中国的处境非常艰难。二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我走遍了中国的很多地方，身份是一名商人，和中国的国有企业做生意，我和它们谈判并签下了很多合同。在和它们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能够近距离地观察这些中国人：他们机智、值得信任、有幽默感，有时则又固执甚至恶毒。也是在那时，我洞悉到这些国有企业和当地政府之间有种微妙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非常重要。现在，作为学者和教师，我有机会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书的经历，让我从我的同事和学生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我认为，与中国公司打交道并四处旅行对我理解中国帮助最大。我亲身体会到了中国的辽阔，体验到了不同的文化和各式各样的人们。最后，我认识到了一个能够管理和领导这样一个庞大而又多样化人口的强大中央政府的重要性。
    经济观察报：你如何看中国目前的商学院教育，在中国大学授课的过程中，给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贾尔斯?钱斯：1999年我第一次在北京的光华管理学院授课，那时候教授都是站在教室的前面，连续不断的讲上三个小时的理论，而学生只是在下面写下他所讲的，反复记在脑子里，考试的时候再“还”给老师。学生们很少会主动提出问题，也不会与教授进行讨论或辩论。当时的光华管理学院实际上还是北大经济学院的一部分，学院的教师自己大多也没上过商学院课程或出过国，所以，教学方式很狭窄和老旧。现在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了，几乎所有教授都有外国名校的高级学位，教学方式也非常先进、多变，富有互动。教授与学生之间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已经成了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从我自己在光华的经历来看，中国的商学院教育已经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在光华，我们有着全中国最好的学生，能和他们在一起交流我感到很开心，这些学生的能力和强烈的求知欲让我印象深刻。

（贾尔斯?钱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美国达特茅斯学院塔克商学院富布莱特学者，著有《中国准备好了吗？——危机后的世界新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