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刘伟勋/文 90岁的何兆武教授精神矍铄，耳聪目明，回忆起60多年前的西南联大岁月，这位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娓娓道来，言辞平实而又耐人寻味。这场新闻发布会，似乎成了何教授口述西南联大历史的“故事会”。

4月1日下午，何兆武教授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邀请，以西南联大老校友的身份，出席该院举行的“清华一百年 重走联大路”新闻发布会。“重走联大路”是清华EMBA教育中心为庆祝清华大学百年诞辰、缅怀西南联大“刚毅坚卓”精神而组织的大型活动，4月3日-8日清华大学EMBA的师生将沿着当年西南联大从长沙西迁昆明的路线，进行贵州、云南段的穿越。此前，师生们已于去年11月进行了云南段的穿越。

西南联大是抗日战争时期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由当时的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三所高校联合而成。三所高校在1937年平津沦陷后内迁长沙组成临时大学，1938年南京陷落后迁至昆明形成西南联大，直到抗战胜利后复员北上。

西南联大尽管只有8年历史，历经社会动荡，却涌现出大批杰出人才，其中包括任教的朱自清、钱钟书、闻一多、沈从文等学术泰斗，杨振宁、李振道、邓稼先等顶级专家，以及宋平、费孝通等国家领导人。

原籍湖南岳阳的何兆武教授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他回忆说，在西南联大的日子既“不平静”又“很平静”，“不平静”是因为战争期间日本的飞机一度频繁在昆明轰炸，师生们要经常躲避空袭，还要忍受时局动荡和伴生的恶性通胀、物资匮乏；“很平静”一方面是因为日本飞机被美国飞机击败后不再空袭，另一方面则是学术活动虽然受到干扰，但没有停顿，且保持了较高水平，也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何教授的记忆中，学生运动也是联大时期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到1946年，昆明成为全国学生运动的中心，而当时的学生运动，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因素。

“我们一方面对学术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并没有跟现实社会和政治脱离。我们并不是关起门来与世相异，而是跟国家同生死共命运，这是特别值得纪念的。”何兆武教授说。

何兆武教授1946年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先后到台湾、湖南教书。1949年回到北京，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三个月后，在北京图书馆工作两年，又到西安工作四年。1956年至1986年，何教授在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后，他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曾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近二十年来，何兆武教授译介了大量的西方史学、哲学书籍，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口述的《上学记》等也受到欢迎。

何兆武教授曾在书中说，在西南联大的七年是他一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他曾表示，西南联大的生活之所以让人神往，是因为自由，具体而言就是能自由地发挥潜力。

90岁高龄的何兆武教授自称已到“垂暮之年”，他如今已经很少出门散步，大量的时间都用来读书、看报以及写信。

新闻发布会结束后坐电梯时，我向何兆武教授请教，为什么现在教学科研的条件好了很多，但杰出人才和学术成果却不像当年动荡时代中的西南联大那样集中？何教授微微点头说，是有些不成比例。

随后，他停顿了一下，似乎有话要说，但欲言又止，笑而不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