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曾榛/文 制片人邓文迪、导演王颖、原著编剧邝丽莎、主演李冰冰、邬君梅……当这些很中国名字出现在海报上；老同、女书、三寸金莲等元素出现在预告片中时，我天真地以为《雪花密扇》是一部“很中国”的片子。看罢片子才发现，这只是一部“关于中国”的片子，关于的是西方人眼里的中国。影片虽然用了中国的演员、传统文化、历史背景、生活场景，但整合与解读这些元素的却是西方人的视角和价值观，感觉像是马可波罗的游记。

影片采取交叉叙事的方式，场景一会儿当代上海，一会儿清末的湖南。然而真正穿越的不是剧情，而是台词。以片中百合贫寒的家境，她母亲估计书都没有念过，却在给她裹小脚时说出：“今天的痛苦是为了成就你将来的幸福……”等一连串文绉绉的箴言。雪花虽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但毕竟生活在清末的背景下，也不至于被丈夫暴打之后还能说出“他把悲伤握在了拳头里”这种诗句。“这是我见过的最完美的小脚。”稍有常识的中国人都知道，这完全不是农村媒婆的口吻。一群清朝的裹脚女人、拖辫子男人过着中国的日子，却说着洋人的话。感觉实在有点怪怪的。但我相信，西方人不会觉得不妥，他们并不清楚中国人原本应该怎样讲话，这样讲至少能让他们更容易明白意思。制片人邓文迪也说了，这部片子要让西方人看得懂。

比语言更严重的硬伤是价值取向的西化。百合想要雪花离开时常打骂她的丈夫，雪花不但慷慨激昂地说“我爱他”，还质问百合：“你丈夫说过一次我爱你吗？”以此证明百合婚姻的貌合神离。我相当纳闷儿，难道雪花的屠户丈夫会说“我爱你”？对爱情至上的西方人来讲，“我爱你”三个字在婚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讲，男人养家糊口，女人相夫教子才是婚姻关系的核心。百合的丈夫不打老婆、不娶二房、四处奔波挣钱养家，这样的老公在旧中国几乎可以打满分了。说没说“我爱你”有什么要紧？回头仔细分析主创背景才发现，编剧罗纳德·巴斯是标准的西方人。原著邝丽莎也只有1/8的中国血统，且从小在美国长大；如今年过六旬的导演王颖生在西化的香港，16岁就去了美国，典型的“香蕉人”：黄种人的外表，白种人的思维；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邓文迪、邬君梅也早已融入西方价值观。难怪全片“西风浓郁”。

不过，尽管该片瑕疵斑斑，但依然让不少女观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我想，这得归功于“老同”这个神秘、特殊的题材，以及影片所传递的一种女性关怀。古今中外的女人在婚恋关系中几乎都有着共同的困惑与无奈：为何我在乎的事情在男人看来都是鸡毛蒜皮、不值一提？为何男人总把我的关切当作唠叨，把我的倾诉视为无理取闹？为何我等的只是一个安慰的拥抱，男人却说出一堆道理来批判？为何我彻夜伤心落泪，男人却能够呼呼大睡……西方心理学界有个流行的比喻，女人如蝴蝶般纤敏、柔弱、感性，男人却如水牛般坚硬、迟钝、理智。女性天生善于提供情感支持，男人却只喜欢为解决问题提供方法。男女天生的身心差异，导致女人的许多细腻的情感需求非但很难在男人那里得到满足，反而容易受到打击，男人并非故意，但女人依然感到失望与伤害。情绪若不想变为抑郁，就必须寻找出口。这时，如果有一个和你感同身受，对你关爱备至的姐妹相互倾诉，彼此安慰和鼓励，生活也许就不那么灰暗和绝望了。在清末的湖南，女人们都会在儿时就结下这么一位姐妹：年纪相仿、志趣相投，一起在神佛面前宣誓结拜，签下结交书，彼此承诺惺惺相惜、不离不弃。在各自婚后依然互诉衷肠、彼此慰籍。这就是片中雪花与百合结为的关系——“老同”。她们将只有女人才懂的文字“女书”写在扇面上，互诉衷肠。

“老同”这种关系虽然看似暧昧，但并非“女同”。撇开特殊情况不谈，片中百合与雪花这对“老同”只是情感上相互慰籍，并无性的接触。“老同”也不等同于“闺蜜”。或者说，“老同”是“闺蜜”的升级版，因为“老同”之间有神佛作证的誓约。誓约虽然无法保障关系在未来永恒，但至少能产生极大的依赖与信任，同时也带来坚守的责任感。正如邬君梅定义：“老同比闺蜜更执着。”这种神圣的执着可以很好地弥补女性普遍缺乏的安全感。女人在情感方面的需求，往往大于肉体与生活。在那种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中，“老同”这种关系给女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安慰，其实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正如百合和雪花一起躲过战乱准备回家时，她说，这些日子我想了许多，希望我回到丈夫身边后能做一个好妻子。雪花说，这是我们共同的追求。

《雪花密扇》不一定能让男人更懂女人，但女人应该能更了解自己。“老同”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女人心底深藏的孤寂与渴望。无论哪个世代，无论什么国度，女人始终需要一个男人以外的依靠，一个婚姻之外的誓约，一个惺惺相惜的姐妹彼此鼓励，相互疗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