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尔斯·钱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客座教授

假如一位在1980年去世的中国人死而复生，见到今日之中国，最令他惊叹的会是什么？是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网和无数的私家车，还是数字移动通讯网络和iPad?又或者是中国今日在国际上的地位，以及随之而来的亚洲邻邦和联合国安理会美、俄、英、法等同仁对其的尊重？

也许都不是。我想，最让先人们瞠目的应该是中国超市里琳琅满目的各类食品(1980年时中国还没有超市)　和中国家庭每日消费的食品数量。但凡对近40年前发生的“文革”和“四人帮”垮台有记忆的人，都不会否认今日中国是一个奇迹。自1980年以来，中国经济的迅速繁荣带来的脱贫人口数量之众史无前例。

然而，如果现在是2041年，我们重回30年前2011年的中国，是否也会像那位1980年故去的先人那样，发出同样的惊叹呢？2011年的中国经济已经走到一个十字路口，政府一方面要努力应对金融危机后出台的庞大刺激措施所带来的通胀后果，同时又要为平衡中国以及世界经济的发展，将增长逐步由出口推动转为内需驱动。中国东部的省份经济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但许多国家在达到同等收入程度后，经济开始停滞不前，那么中国这些富裕的东部省份能否突破这一瓶颈？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中国经济繁荣的真正根源。能够解读财富起源问题的最佳人选非亚当·斯密莫属。亚当·斯密出生于苏格兰东部，曾在牛津大学（令他厌恶）和格拉斯哥大学（他喜欢的学校）任教。后来他高薪受雇于一位苏格兰贵族为其子做家教，并跟随其游历了整个欧洲。他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起源》（简称《国富论》）就是欧游之后的1776年写成的，也是美国独立宣言发表的同一年。这部影响深远的著作是这样开头的：“一个国家的全年劳动，乃其全年生活必需及便利品来源之本。而这一来源之本总是由一年劳动的直接产出或是使用此劳动从他国直接购买的生活品所组成。”请注意亚当·斯密所指的财富之源是劳动，而非地产或是如贵金属及玉米、原油之类的商品。亚当·斯密除点出

每个国民的财富份额取决于一国生活来源之本平均到每位国民身上的平均值以外，又指出：“每一国民财富的多寡必须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第一，要受技能、手艺和对一国劳动整体使用的评断制约。第二，还要受受雇于有效劳动的人员数与非劳动雇用人员数之间的比例制约。”

亚当·斯密的这种认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并非取决于其所拥有的自然资源 （如石油、土地乃至黄金）而在于其有效生产潜能的观点，在同时代经济学界掀起轩然大波，也算是经济学理论中一个最重要的观点。俄国诗人普希金的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是《国富论》出版几年后写成的。书中在描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上层社会的奢华生活时，还提到了亚当·斯密的书。然而，最能深刻反映亚当·斯密观点的代表性例子，非中国莫属。中国虽然受到贫瘠而有限的可耕地以及人口众多的限制，其人均年产值却由1980年的251美元，提高到2010年的7519美元，30年间翻了30倍。这些数字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是以购买力平价为基础（Purchasing　Power　Parity,　缩写为PPP）、美元为单位计算出来的。PPP是在考量一揽子商品价值差价的基础上，对人均生产总值进行相应调整后得出的，同类产品的价格在富裕国家相较贫穷国家要高。使用购买力平价这一概念的目的是承认同类产品在不同地区的差价，从而为衡量国际间的贫富差别提供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可以通过PPP,　将过去30年间翻了30倍的中国人均收入和其他主要经济体在同期的人均收入增长进行比较，结果很有趣，这些国家包括：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另一大新兴经济体印度以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这30年间，只有印度人均收入增长了8倍，日、美各增长4倍（澳大利亚和英国的增幅恰巧相同），中国同期财富积累的速度是美国的7.5倍，是印度的3.5倍。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中国财富的大量激增应该在极大程度上归功于中国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定义为人均经济产出的增长）。使人提高工作效率的因素有几种：设备的改进、更完善的工作环境、教育及更好的健康状况等。然而，创新才是提高生产力从而创造财富最重要的因素。创新既可以是以不同的方法达到同一目的（例如以灌溉取代单独为秧苗浇水），也可以是发明人们需要的、实用的或带有娱乐性的全新事物（像丝绸、青霉素、个人电脑和卡通电影等）。而近期的一些研究显示，中国经济中生产力提高的部分，主要在出口方面。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于2002年-2006年间对中国几家进出口公司进行的调查研究也表明，年生产力的增幅若达到或超过20％，就足以维持10%－15％的工资增长率，及抵消促使成本增加的商品价格的上涨。而中国的出口经济领域，引进新的管理方法和技术的大部分是外商，它们中很多是专门为沃尔玛这样的西方跨国公司提供产品的供应商。与此同时，多数中国本土公司的生产力则一直滞后。

另外一个有助于中国财富积累的重要因素，是自1980年以来稳步增长的劳动力人口。据估计，劳动力人口的增加，对1980年至2010年间人均GDP增长的贡献，约占四分之一。然而，中国人口的变化正呈现一种逆转趋势。根据预测，2009年到2014年间中国人口中15岁－24岁年龄段的人数，将减少7000万。而同期内，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将增加6000万。2015年后，中国人口老化的速度将加快。到2020年，中国将和澳大利亚一样，人口的平均年龄为38岁；到2050年，中国的平均年龄将升至45岁。要想保持经济持续发展，按中国人已经习惯的速度继续积累财富，生产力必须提高到足以抵消中国劳动力人口大幅下降的影响，并且重点扩大内需。中国要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就必须大力提高生产力。这一切能实现吗？

最近，一份题为《中国有创新能力吗？》的报告，将焦点对准生产力程序中最关键的环节。作者是美国驻香港学者亚力桑德拉·哈尼（Alexandra　Harney)。报告的结论是，虽然2000年－2008年间，中国每年投入在研发上的费用皆以23％的比例递增，中国公司在全球的供应链中却极少例外地始终处于技术抄袭和劳力密集型产业的状态。中国古代的造纸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些重大发明，曾经使中国享有发明国度的美誉。而今，哈尼的疑问是：苹果公司的iPod能否发明在中国？她的结论是，不可能。何以见得？原因之一，中国企业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抄袭最新成功产品的急功近利风气，迫使新产品必须在短时间内收回研发的投资成本。因此，大部分中国公司将精力放在价格比拼，而非改进产品质量和创新上。它们无意投入大量资金开发新产品，只在意竞争对手获利的多寡。同时中国亦对专利产品法律保护不力。原因之二，中国的教育制度强调死记硬背和应付考试，结果是所有人的思维方式如出一辙。我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企业管理课程时，常常要花几堂课的工夫和中国同学建立起双向交流的关系，因为他们只善于上课记笔记，最后考试时重复所记忆的内容，而不习惯在课堂上参与讨论交流。

哈尼在报告中也举出一些中国公司的例子，如华为和ZTE，它们已经学会在全球竞争，并成为世界上某些新的专利产品的主要制造者。中国的网络行业虽然居全球领先地位，但它的两家最大公司产品的原创理念也是抄袭外来的。Tencent的QQ短信服务原型来自以色列的ICQ，百度的搜索引擎则是模仿Google的。

随着中国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开始跟进富有的东部以及中国经济发展转向增加内需，中国需要靠更多的创新来积累财富。已经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公司，大部分还是那些由具有远见又富有魅力的企业家领导的私营企业，如吉利、海尔、华宝、华为和ZTE等。它们和其他一些有相同理念的公司，为了在全球成功，已经准备进行一切必要的改变和创新。但是中国的经济繁荣不可能仅靠少数几个成功企业的努力，而需要更多的公司为开发新产品并向中国和世界输出这些产品而努力。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令人瞩目，但是其企业在商业竞争和管理的完善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整体经济的生产率不仅在出口业，而需在各行各业全面的提高。中国的未来仰仗成功的创新，问题是，中国能否重新学会创新？（马冰/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