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锡林浩特，政府正在推进新区建设。在13层的党政大楼对面，已经建起了蒙元文化广场。在广场的东西两侧是正在建设，尚未完工的大片商业建筑。再向东是引锡林河水建成的人工湖——锡林湖。环绕锡林湖还有一系列的公共建筑，再南边则是植物园。这些公共建筑宏大而雷同，正在迅速改变着城市的面貌。同时改变的还有周边的房价，短短数年就已经由1000多元/平方米飙升至4000多元/平方米。

煤炭不仅仅带来了庞大的地方财政收入，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高房价，还带来了漫天的沙尘。因为城市周围有多个露天煤矿。“在春季草少风大的时候，这一片都是黑灰。”一位在党政大楼中办公的官员说。但同时他对于煤炭开发持完全支持的态度，“我们的煤比鄂尔多斯还多，煤质又好，挖点就管用，”他指着脚下，“这下面全是煤。”

在环境影响之外，煤炭开发还带来了社会冲突。在挖掘“黑金”的浪潮中，得益者与受损者之间的冲突在今年5月凸显出来。最终的结果是，直接肇事者被重判，除神华、大唐等超大型国企的煤矿外，其他的一律停工整改。

衰败的牧业

离开城市锡林浩特，沿101省道向北，就进入了牧区。道路两侧草非常稀疏，在因降雨形成的小片积水周围才只有一片翠绿。蒙古族司机苏和说，这是因为今年的雨水不如去年的缘故。

苏和出生于牧民家庭，今年26岁，虽然认为草原上的生活“更舒服”，他却不愿意再从事牧业，而选择在锡林浩特开出租车。

在途经一处煤矿时，苏和说，那处煤矿占了他姑姑家的草场，“2000多亩吧，一家人给补偿了300多万，小的（年轻人）还在矿上安排了工作。”

按照承包责任制的规定，锡盟的草原实行了“草畜双到户”的政策。牧民以户为单位承包草场，将各家的草场用铁丝围栏分隔开，每户牧民再在自家的草场上划分区块，用来轮牧或作为打草场。

在实行“到户”政策之后，锡盟的牲畜放牧数量激增。在1999年达到了峰值——超过2000万头。随后的年景一年不如一年，一是因为草场退化严重；二是因为实行了“草畜平衡”政策——根据草场的情况，限制放牧的数量，在2010年，全盟的放牧数量在约1100万头的水平。“在‘十二五’期间，要控制在1000万头左右。”锡盟农牧局畜牧科的科长恩克说。

对于草场退化的原因，众说纷纭。公认的原因有三个：气候干旱、人口增长和过度放牧。但三者所占的比重没有定论。

恩克认为，游牧民族传统文化和价值观的遗失也是因素之一。“传统对好牧民的评价标准是：草场好；（牲畜的）膘情好；个体大。而上世纪的政策是，放牧数量多就是好牧民，鼓励放牧大户。”恩克说。

在离开锡林浩特100公里左右，有一处当地人称为阿尔善油田的中石油设施。在这里向西，有条车轮碾轧形成的“道路”，通向阿巴嘎旗（镇）玛尼图煤矿。长约40公里的土路，泥土被翻起，寸草不生。

在玛尼图煤矿附近有一个因煤矿而形成的小村落。马志新一家就住在村口。他的父亲以前是国有煤矿的工人，现在已经退休。“后来煤矿变成私人的了，我们这些人就没人管了。”马志新是非农业户口，现在靠属于煤矿所有的草场上放牧为生。

煤矿的草场原来有约8万亩，后来因种种原因流失，余下大约4万亩，没有划分到户，村里都在上面放牧。玛尼图的生活成本很高，连生活用水都要买用车送来的桶装水。马志新忙碌一年也就能勉强维持收支平衡。

从玛尼图原路返回阿尔善油田，继续向前约130公里，就是东乌珠穆沁旗了。这里旱情严重，牧草半枯。6月30日夜里，总算下了第一场雨。

东乌珠穆沁旗是锡盟牧区面积最大的旗，人口相对较少，人均草场面积大。萨麦苏木（乡）满都拉图嘎查（村）的牧民阿尔斯楞和他弟弟两户虽然有1万多亩草场，但依然不够用，又另外租了6000亩，两家各养了约500只羊。

因为生活成本高：饮水靠机井；用电靠风力发电机和蓄电池；冬季取暖用煤烧“土暖气”，去嘎查和旗里都要靠汽车或摩托车。阿尔斯楞和马志新一样，也仅仅只能维持收支平衡。

对此，东乌珠穆沁旗畜牧局副局长特木巴特尔认为，已经永远无法返回传统的游牧方式了。为了解决牧民生活地点分散、生活成本高的问题，应该采用合作社的形式，将多户牧民组织在一起定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