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家论坛：社会转型与国家建设

秋风

关于国家建设的具体设想，我跟于建嵘教授基本接近。我会更侧重于从历史维度为这方面的讨论提供一个参照系。也即，我想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和国家目前的状态是怎么来的，然后谈一点对现实问题的看法。

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主题是社会转型。我们首先会问，需要转型的这个社会是一个什么状态？追问这样的社会又是怎么来的？如果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它的“来龙”，会有助于我们去讨论它的“去脉”。

最近几年，我侧重研究历史，想在这方面提供一个背景性的说明。应当说，我们现在所处的状态，或者说我们过去六十年里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样一个状态的过程，在历史上并不是独一无二的，而是有过一个跟它极其类似的阶段——秦汉之际。这个体制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征，就是消灭社会。这两个统治体系，都是以人的原子化的存在为前提。而要做到人的原子化的存在，就要消灭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上说，只有当人和人之间存在比较紧密的联系才有社会。一群陌生人需要通过相互熟知、建立规则、建立权威，才能建立起一个“会社”，无数“会社”就构成了“社会”。用这个标准来看，秦王朝和1949年以后的二三十年间有一个高度类似的地方，那就是没有社会。

从汉初开始，随着秦始皇的统治体系的崩溃，出现了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从现在倒数过去的三十几年里所发生的变化，跟汉初的历史过程非常接近，也就是一个社会重建的过程。现在大家都在讲，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取得了多么巨大的成就，这当然是不容否认的。但如果从一个长远的角度来看，最重要的趋势其实是社会的自我重建。它的意义，从五十年、一百年来看，才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曾经熟悉的某种组织化的存在形态，正在部分的恢复。社会的存在使我们的生活有了意义，使我们可以自己解决很多问题。我所说的“社会”是一个很广泛的概念。比如，过去三十年中，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宗教的复兴。也许再过二十年，我们可以说，中国经历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大的一场宗教复兴运动。这个运动会对中国未来的整个文化、政治、社会走向，产生一个决定性的意义。相比起来，经济增长根本就无足轻重了。这样的一个变化，使得我们生活的形态、整个社会组织的形态以及国家的形态发生了相当大的一个变化。

此前，在城市，你生活在单位中；在农村，你生活在生产队中，一切福利、收入和日常生活都是由权力来安排，过去30年让我们获得了一些自我治理的空间。中国社会发展出很多自我治理的组织形态，这其中，有一些是原有农村社会传统的组织形态的恢复，比如说宗族、祠堂这些制度的复兴；还有一些现代制度在发育，比如，在城市，有了业主自治，还有陌生人组织的各种各样的社团。其实，企业也是自我治理的一种组织形态。中国现在的企业和三十年前的企业性质完全不同了，二十世纪中期的企业、工厂是权力延伸的一个组织，而现在的企业是一个进行自我治理的组织。

恰恰是社会的生长，使得权力运作的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收缩了。以前的权力一直贯穿到每个人的炕头，现在它已经退缩，让出了一个非常大的空间，让人们组织起各种社团来自我治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混合的状态，或者说生活在一个转型状态中。一方面，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成长；另一方面，权力有了一定的退缩。但是，这两方面的改变，都不够彻底。权力的基本架构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也就没有办法正常发育。权力是非自愿退缩的，因而在这个社会中，有很多事情其实是没有人管理的。另一方面，集中控制体系因为其惯性，又压制社会的自治性组织的生长。结果就是，旧体制的框架和新生的社会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最近几年感觉最明显的冲突，就是一面维权，一面维稳。这两者的冲突就是原有的集中控制体制框架和新生的社会的组织力量之间的不协调所引起的。这两种力量既有紧张的一面，中间又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地。

我们要想有一个好的生活，一个好的国家，那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原有的集中控制体制与新生的社会两者之间实现协调。怎么协调？从社会的角度来讲，一个好的治理架构，应该是人民大多数的生活能够通过自我治理予以解决。但当然，国家同样要拥有非常强大的权力，在必要的时候可以解决人和人之间的冲突，或者是组织与组织之间的冲突。而在中国，这两个方面都缺乏。社会发育不够成熟，而国家的能力同样存在缺陷，这两者之间是有内在联系的。总的来说，中国既需要一个强社会，也需要一个强政府，但怎么强，是一门艺术——治国的艺术。我们讨论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首先需要像这次论坛主题所说：同时进行社会建设和国家建设。

关于社会建设，我认为，要回到精神的维度来思考。为什么这么说？从根本上来说，一个社会的自我治理，需要一批社会企业家、社会活动家，才有可能组织起来。因为，一个组织必须要有组织者，这个组织者最大的美德就是愿意让别人搭他的便车，能够为这个组织提供一些公共品，愿意拿出自己的时间来做对他自己来说并没有直接好处的事情。这样的人的形成、生存，必然依赖精神。而组织的维系，在一定程度上也依赖成员的精神。因为，自治性社会是没有强制权力的，一个非政府组织的维系，主要靠人们的心灵相互联结。组织者的这种精神状态更会是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宗教复兴对于社会建设，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中国社会的宗教复兴达到某种程度的话，那中国人的社会组织化程度就会有非常大的提高，社会的自我治理空间会有很大的扩展。在基层社会可以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社会自治性组织，既可以进行自我治理，也可以向社会第三方提供公共品。应该说，过去30年，这类组织已经有所发展，但是与整个社会对公共品需求相比较而言，还是非常弱小的。民国之前的中国社会，实际上基层社会大多数公共品都是由社会自治性组织提供的。所以，中国传统社会实际上是一个大社会、小政府的状态。近些年来，大家都在谈论大市场、小政府，我觉得这过于狭隘了，正确的说法是大社会、小政府。中国人曾经在数千年中就生活在这样一种状态中。未来中国应当是什么样的，我们除了向外看之外，也可以往回看。中国传统社会在合理分工、合作方面，有很多资源可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