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翔/文

蒂姆·韦纳供职于《纽约时报》，曾经因为报道五角大楼神秘经费和中央情报局的秘密作战计划而两次获得普利策新闻奖。他在2007年出版了一本描写中央情报局60年历史的书《中情局罪与罚》，内中对中央情报局大加嘲讽。他说，自己的这本书“分析了西方文明史上最强大的国家未能建立第一流谍报机关的原因，而这一失败已严重威胁到了美国国家安全”。

总体而言这本书从头到尾充斥着各种奇闻轶事，但是绝没有像韦纳所言那样，成为一本揭示原因和分析失败逻辑的书。光是把这些大大小小的隐秘事件从中情局深藏不露的档案室和大大小小特工的记忆中深挖出来，就够这位优秀记者忙乎了。

因此，下面这些看上去似是而非的道理是我从蒂姆·韦纳的叙事中努力总结出来的。

第一条，你的那些看上去权势熏天的坏朋友总有一天会连累你。因此，远离那些坏朋友，不要想着你能利用他们，通过他们达到某种目的。这种实用主义的心态要不得。

这应该是中情局血泪史上最深刻的教训。它有时候像是农夫与蛇的故事，不同的是农夫也想利用那条终会反咬他一口的蛇，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这里有几个例子。其中一桩是中情局在智利费尽千辛万苦，终于将包括基辛格在内的美国权力精英看不顺眼的阿连德政府颠覆。1973年9月11日发生的政变中，阿连德总统自杀，当天下午皮诺切特将军登台。它则迅速与这位残暴的独裁者建立起亲密关系。皮诺切特还只是中情局的坏朋友，与他交往会把自己搞得很肮脏。中情局在冷战后承认，中情局在智利的联络人“积极参与并掩饰严重侵害人权的罪行”，它的智利情报局局长与恶棍和恐怖分子无异。

也有些坏朋友终于反咬了一口。在没能预测到苏联侵入阿富汗之后，中情局在阿富汗投入大量美元，广泛结交各路英豪，鼓动伊斯兰极端主义者以圣战的名义来反抗苏联军队。中情局的局长还曾经设宴款待这些朋友们，赴宴的人中有一个人后来赫赫有名，并且成为美国的心腹大患，他就是本·拉登。中情局的另一个坏朋友是后来被美国人推翻并吊死的萨达姆·侯赛因，因为中情局一向认为伊朗要更坏一些。

中情局经常与美国杰出的外交官们闹不和，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当中情局在受到压力或者寻求建议的情况下，将自己意欲结交的朋友、发展的线人、扶植的政客等名单交给这些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们时，后者往往大惊失色。他们通常会指出，这些人是某一地区声名显赫的恶棍、骗子、毒枭或黑帮头子。一点不夸张，中情局在早年曾经和一位黑手党头目合作，希望对方去刺杀卡斯特罗。

第二条，有一些失误格外致命，因此，请千万想明白了再行动。而且，其实这种致命的失误，往往由漫不经心带来的。

在北约为了迫使南斯拉夫独裁者米洛舍维奇将军队撤出科索沃而对塞尔维亚进行的轰炸行动中，中央情报局负责为美国轰炸机挑选轰炸目标。其中确定的一个目标是位于贝尔格莱德市乌美诺斯提大道2号的“南斯拉夫军需处”。结果那个地方不是南斯拉夫军需处，而是中国大使馆。原因竟然是中情局看错了地图。但是误炸的后果却格外严重，它触碰到了极为敏感的中美关系。除此之外，它让人对中情局信心全无。“有很长一段时间，中情局提到的任何事或任何人，凡是要动用美国导弹的，白宫和五角大楼都不予相信。”

另外一个几乎要葬送中情局的失误是在9·11之后。中情局用了三个星期时间搜集从“侦查卫星、外国情报机关、伊拉克特工、投诚者与志愿者”手中得到的各种信息，然后做出一份国家情报特别评估，称“巴格达拥有生化武器”正是这份报告将美国这个超级大国送到了让全世界嘲笑的舞台上。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们信誓旦旦对外宣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让美国陷入一场代价昂贵的战争，结果即使在占领巴格达之后，最豪华的专家阵容也没有搜查到中情局报告中提到的武器。这让当时的总统小布什恨恨地说，中情局的各种报告“纯属臆测”。

第三条，不要让行动部门的意愿过于强烈地影响到智囊部门。换句话说，不要先想到自己要做什么，然后再为做这件事找理由。对于中情局而言，就是不要让秘密行动部门的行动意愿影响到情报分析部门。它有些类似于在投资银行中，要严格地隔离开证券分析部门和投行业务部门。看似它们可以互相促进，可事实上是它会让头脑不再冷静，让所有的分析、研究和判断全都带有先入为主的成见，这就让事情早晚会搞砸。

艾森豪威尔任总统时期，他希望找出中情局为什么总不能让自己如愿的原因。于是总统找人对中情局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表明，中情局提供的情报不大如意的原因是，中情局局长杜勒斯醉心于扩大中情局秘密行动的能力——毕竟，颠覆外国政府、刺杀他国政治首脑等等这些行动才激动人心，而且也能为中情局争取到高额预算。“中情局把心思集中在政战、心战和秘密行动相关活动上，往往分散注意力，无法专心执行情报搜集的基本使命”。

更加致命的是，行动派往往压制住情报派提供的事后看来非常有洞见的信息和分析。那些警告中情局不可轻易发动对古巴的进攻、警告中情局在越南的行动得不偿失的情报，往往被认为是对秘密行动的消极制约，而被束之高阁。

第四条，相较于技术、金钱和制度的因素，要更加重视人的因素。因为只有人的灵活和激情才能激发创意，带来惊喜。

蒂姆·韦纳说，中情局“了解敌方的重大责任落在‘机器’上，而不是由‘人’负责。侦查技术日新月异，中情局的目光却越来越短浅。侦查卫星使中情局有能力计算出苏联武器的数量，却无法提供苏联共产主义即将崩溃的重要情报。中情局的顶尖专家在冷战结束后才看到敌人。中情局提供数十亿美元的武器，协助阿富汗抵抗苏联红军入侵，让苏联受到重创，获得少有的成功。然而，它未能预见自己所支持的伊斯兰战士会把矛头转向美国，蓦然醒悟后又未能及时采取行动，从而造成极其严重的挫败”。

技术、制度和大量金钱会造成人的思维的懒惰。这点在中情局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中情局可以用大量的金钱从英国情报机关、以色列情报机关手中购买情报；中情局也可以动用最先进的隐形飞机等技术来获取情报，但这不妨碍早年U2飞机就曾经被前苏联和中国先后击落。与此同时，中情局会由于一位在阿塞拜疆长大的特工英语说不流利辞退他，却在成千上万个英语熟练的特工中找不到会说当地语言的人。

在蒂姆·韦纳看来，中情局60年的历史“充斥着蠢事与不幸，间或穿插一些英勇之举与狡黠伎俩的花絮。史料里记录的全是他们在海外短暂的成功与永远的失败”。不过，引用中情局另一位官员的话，这些“价值600亿美元的垃圾堆”，或许能够让人们——无论是商人，还是普通的要做出日常决策的人们从中获取一些失败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