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图门巴雅尔/文 公元前528年，楚国宰相子皙举行舟游盛会，百官缙绅，冠盖如云。

在盛会上，舟子越人歌手对子晰拥楫而歌。一位懂楚语的越人给子皙翻译道：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隔着千年时空，我给诸位读者翻译成现代汉语：

今夜是什么夜晚啊，我能操桨于此洲流；

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我有幸能与王子同舟。

含羞怀情啊，不顾诟骂羞耻，

心里多么痴迷不止啊，盼见王子。

山有树啊树有枝，心里爱慕着您呀您却不知。

子皙被这真诚的歌声所感动，按照楚人的礼节，双手扶了扶越人的双肩，又庄重地把一幅绣满美丽花纹的绸缎被面披在他身上……

《越人歌》再次被吟唱，是在冯小刚电影《夜宴》之中，周迅临死以此歌表达积郁胸中的爱恋，观众聆听如此寂寞的绝唱，恍然间默认周迅以“越人”自况，喻吴彦祖为“子晰”。

其实，冯小刚和编剧盛和煜搞错了性别，越人乃男子，《越人歌》是一首地地道道的“同志之歌”。子晰被楚王封为“鄂君”（鄂地的封建领主），他与越人的暧昧举止，史称“鄂君绣被”，与“断袖”、“分桃”、“龙阳之兴”并列，成为中国古代男子同性之爱的代称。

《越人歌》横空出世不过几十年，还在楚国，还在水边，又是一位贵族——襄成君，册封受爵那天，身着华服伫立河边。楚大夫庄辛经过，见了他心中欢喜，于是上前行 礼，想要握他的手。襄成君忿其越礼之举，不予理睬。于是庄辛洗了手，给襄成君讲述了鄂君子晰拥抱船夫，给他盖上绣花被，愿与之同床共寝的故事。

庄辛进而问襄成君：“鄂君身份高贵仍可以与越人船夫交欢尽意，我为何不可以握你的手呢？”襄成君当真答应了他的请求，将手递给了他……

越人嗓子好，庄辛口才好，以卑微之身，求得君王垂爱。若为女子，无非灰姑娘的中国版，但在春秋、战国之际，“搞同”也不过是君王贵族拿男性臣子奴仆泄欲消遣 的另类方式，两位男子若反其道而行之（不仅反社会阶级，而且反人伦纲常，呵呵），亦颇有“发乎情，止乎礼”的谦谦君子之风，令人不尽联想起“关关雎鸠”、 “参差荇菜”。难怪乎盛和煜不求甚解地说《越人歌》出自《诗经》（实际出自西汉时期刘向的《说苑·善说》）。

原来，温柔浪漫并非异性恋的专利，楚国两对“基佬”的传奇可圈可点。

中 国汉以前“狎昵娈童”仅为君王贵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晋南北朝，此风渐渐普及于士大夫及社会民众，并且多有歌咏之词，其情其景，都是步《越人歌》的后 尘。至唐朝与五代期间，男色之风渐衰，但至宋朝又兴盛起来，男子公然为娼，聚集于风月作坊，招揽生意。元代男色之风又衰，到明代又复盛，上有“宠狎年少俊 秀小内臣”的正德皇帝，中有“昼非金（男伶） 不食、夜非金不寝”在严世蕃，下有“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的儒生。 清代继明代男色极盛之后，情势并不见逊色。

明清两代法律皆禁止官吏嫖妓狎娼，这可能是他们不得不寻找“替代性出路”的原因之一，而当时士大夫所狎男色，多半是梨园中的戏子。严世藩号东楼，是明代权相严嵩的儿子，

依仗父势为所欲为，玩弄男色。他喜爱男伶金凤，“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以后金色衰而贫困，不演戏了，但后来严嵩势败，世藩被杀，金凤便“复涂粉墨，身扮东楼焉”，演得当然会是惟妙惟肖。

明清法律规定，男女伶人不许同台演出，男人必须演旦角，女人必须演生角，因此，伶人这一职业便大为同性恋者最好的一个出路。“相公”的称呼原先只适用于男伶而演旦角的人，后来则成为男伶而同时是同性恋对象的人的一种称呼。“相公”们的住处叫做“相公堂子”，原本是清代中后期北京演剧业组织，但由于达官贵人中 盛行狎玩相公，许多男旦有此类同性性活动，以致有人将相公堂子视为男馆，认为它同妓馆几乎一样。迄今在北京大栅栏附近还能寻得这么个胡同。

与此同时，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直接蓄养相公，且蔚然成风。这些大户人家买来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赏玩，亦称“男风”。再后，好事者认为“相公”之名不雅，又改为“象姑”，声音相近，而义则更切。

清代北京通行的一种近乎旅游指南性质的书，叫做《朝市丛载》，书中载有《咏像姑车》，诗曰：

曲巷趋香车，隐约雏伶貌似花，

应怕路人争看杀，垂帘一幅子儿纱。

把一个乘子儿纱香车招摇过市的相公，写得娇如雏妓、呼之欲出。

当然，正如并非所有的“相公”都是基佬，即便是有龙阳之兴的相公，与恋人之间的感情亦又可歌可泣处。

孔四郎是明末北京的一个优伶小唱，与勋卫、常守经相得。李自成军队攻占北京后，常守经被杀，四郎报仇未果，自刎而死。清初有人称叹道：“巾帼怀贞犹称士行，况四郎实男子耶？名之义士，谁曰不谊？况今日举世人尽妇女矣，即谓四郎为从一而终之淑媛可也”。

陈维崧是清初诗词大家，他与优伶徐紫云的深厚情谊在清代四处传扬，成为了一段风流佳话。他的《贺新郎•云郎合卺为赋此词》是同性恋文学史上最具文彩的一首 词，内中写道：“六年孤馆相偎傍。最难忘，红蕤枕畔，泪花轻飏。了尔一生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只我罗衾寒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清中叶后，承平日久，法令渐弛，世风日趋奢靡，龙阳之好愈趋深入。尤其是在全国政治文化中心的北京城内。士人偏爱伶童的风气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传统的两性关系，致使京师娱乐界呈现了一种“有歌童而无名妓”的状况，可谓“菊领风骚”，致使妓院受到严重冲击，生意萧条。

清中期名士梁绍壬曾对这时的风气作了这样的概括：“软红十丈春风酣，不重美女重美男。婉转歌喉袅金缕，美男妆成如美女。”这四行诗句，可以说是对清代京城性爱风气最准确生动的概括。

太平天国东王杨秀清曾挑选姿色秀美的少年叫他们男扮女装，号为“男娈”；忠王李秀成之所以被捕，是因为其宠爱的娈童出卖了他。直至戊戌维新时期，京师的风气还是盛行“男风”，而妓院不过是个三等茶室，上等人是不屑于去的。庚子事变后，妓业方才超过相业。

经济观察网专栏作家：图门巴雅尔，历史学硕士，科班出身；攒过书、干过记者，所学非所用，蹉跎人生，如今混迹于江湖；偶尔聊发少年狂，借古喻今，非敢通古今之变一成一家之言，唯觉透视古今，方可悟道；诸位看官读罢掩卷，若有所心得，便是鄙人的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