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标题: 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

作者: （美）劳拉·赫茵 ；（美）马克·塞尔登 

译者: 聂露；尹钛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by 左页

真实和真诚地记录历史，是历史这个词本身的应有之义，否则记录便不能称其为历史。但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对于历史真实性、真诚性的追求，却和无处不在的篡改和否定历史的现实形成鲜明对比。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杀，美国人隐瞒越战滔天罪行，苏联人则曾不承认虐杀战俘……

这种“应有之义”到底源自何处？这个问题或许已经无从考证了，它也许就来自于人们不同意政治家堂而皇之的“高贵的谎言”，或者从人们发现历史原来从来不曾“真实”开始。“应有之义”背后，有一种试图超越政治、民族和社群的普世价值力量。我们不相信政治家会真实地记录历史，也不相信哪个民族敢真诚面对不堪回首的肮脏往事，更没有哪个社群会放弃编造历史的权力。

《审查历史：日本、德国和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忆》说的是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目的，如何在教科书上记录战争，以及由此而塑造出有利于自己的历史记忆和民族认同、公民建设。这是一本论文集，由于它涉及的历史仅仅是战争史，所以，几乎所有的文章都把如何真实记录历史，放在战胜国和战败国的政治框架里讨论。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关于此一主题所衍生出来的问题，就几乎都集中于战败国和战胜国在记录历史时如何讨价还价。

真实的记录历史，不会因为谁是失败者或者是胜利者而赋有更少或者更多的特权。每当日本人要篡改历史教科书，我们总是毫不犹豫地认为，就是日本人想赖账，耍无赖。战胜国的优越感和受迫害者的愤恨，让我们习惯性地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指责日本人。不过，很少人，或者说没有人，敢把同样的价值要求于我们自己。以至于我们总是错过去思索一些更为根本性和普世性的历史哲学问题。更别说站在一个战败国的立场，去反思日本人和我们自己，在面对历史时有何根本性的区别。

1919年，马克斯·韦伯为青年学生作讲座，题目是《政治作为一种志业》。面对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韦伯有点沮丧，为了提振年轻人的志气，他极力反对别人试图损害德国人尊严、荣誉的作为。在他看来，当时的德国，在权力与军事的较量中，已经失败。不过，他不同意，同时还觉得可笑的，是那些站在道德的制高点，用所谓的道德优越感，进一步挫伤德国人尊严的人和事。在他看来，脆弱的道德从来就和民族战争无关。他表达了这样的立场：失败了，那好，那就来清算实质性的利害赔偿吧，但是请收起你那趾高气扬的道德嘴脸。

这是韦伯的“失败者之歌”，听起来有些强硬的可笑，但也有几分令人尊敬的高贵感。韦伯试图把道德从战争中剥离出去，以挽救本已不堪的民族，让其保留最后一丝的尊严。但是，这种试图中立化战争的作为，的确也有些让人不齿。韦伯的错误在于，把学术获得尊严的“价值中立”，运用于屠杀了成千上万人生命的民族战争之上。但是，如果把它仅仅作为一种真诚的辩论，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却也能够提醒任何被道德冲昏头脑的历史书写者，尤其当历史总被战胜国书写之时。

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希特勒的种族观在地理上存在“西贵东贱”的特征，导致了纳粹在东、西两线战场上，在俘虏的待遇上存在较大差别。于是，在德国战败之后，德国兵出现“降美不降苏”的普遍心态。他们相信美国是当时文明的象征，是《日内瓦公约》的主要倡导者，而且美德之间也并无历史积怨。

现实却远比这些德国战俘的愿望来得残酷。1945年5月4日，由艾森豪威尔下令，把德国境内收押的德国军人当成“被缴械的敌军”，而不是“战争俘虏”。面对数量庞大的投降敌军，美国人决定就地安置，建立露天大营，这就是著名的“莱茵大营”，它们沿德国莱茵河而建，全长约350公里。人们像牲口一样以天为被，以地为床，没有医疗设备，没有洗漱设备，没有消毒工具，以及极少的食物。

没有人知道在“莱茵大营”到底死去了多少人，美军公布的数字是5000人，这个数字相对于500万的战俘而言，只有0.1%，相当于和平时代德国人的正常死亡率。这样的数字只能说明人们相信这些战俘有超越人类一般水平的生存能力。

1989年，加拿大记者巴克切发表《有计划的死亡》一书，通过查阅各种档案资料，统计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在美国人手上死去的战俘人数，以及交给法国后死去的战俘总数为80万到100万之间，而应由美国人负责的死亡人数超过75万。

巴克切的结论一直受到各方质疑，人们似乎从来不敢相信“文明的”美国，以及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会如此残忍地“书写”作为战败国的历史。历史似乎从来不会教训战胜者，残酷虐俘的现象，今天依然存在于一贯“主持国际公理”的美国军队里。

问题不在于巴克切的统计数字是否过于粗疏，而在于我们必须去反思，是什么样的“权利源”，赋予美国人作为战胜国，便可以站在道德的制高点，随意处置人类的生命？

书写历史，德国人没有特权，日本人也没有特权，而作为战胜国的美国人也同样没有特权。当美国人在书写二战历史时，它可能会真实而详细地记录日本人如何轰炸珍珠港，并发表一番反对战争之类的道德宣言。

1994年，当格温发表《老师的谎言》时，估计很多人都不敢相信，即使没有任何国家审查制度，军事力量强大到足以顶半个星球的美国，也依然不敢正视越南战争的罪恶。历史教科书上各种自觉或者不自觉的“忽略”、“简化”，最终形成的是赤裸裸的谎言和虚伪。但是，这种虚伪，以及发动越南战争本身，美国人从二战的胜利者到越战的失败国，谁敢说和那一贯的趾高气扬的道德姿态，以及它曾经作为战胜国的傲慢没有半点关系呢？《审查历史》一书在涉及到关于德国、日本如何在面对历史罪恶时，总是习惯性地认为，不一样的态度便会造成不一样的后果。不过，这些被人议论了无数次的陈词滥调很容易造成误会，仿佛“审查历史”就是“审判战败国”，仿佛我们对比德国和日本，就是想得出一个粗糙的结论：你看吧，虽然同样失败，但是下场不一样。我们却从来也不会想到，即使是胜利者，假如它不诚实不真诚地面对历史，其下场也可能一样可悲。

日本人篡改历史教科书的历史，可以一直上溯到战败之初的教科书“墨涂”。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以藤冈信胜为代表的右翼历史学家，更是声称要重新评价国家历史，不仅认为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是虚构的神话，还公开宣扬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为正义事业，歌颂战争亡灵。日本人到底为何要如此费尽心机，否定和篡改历史呢？在《屈辱的近现代史》一书中，藤冈信胜提供了这样的理由，“没有它为之自豪的历史，人民就不可能称其为民族。”

藤冈信胜是中国人痛恨的日本右翼历史学者。其实我们不必那么痛恨的。历史经常被篡改，记忆也能被重新植入，甚至民族的认同也能随意塑造，但是，历史是公平的，它总是以循环的方式让那些不肯面对历史错误的人犯下同样的错误。所以，说到底，书写历史并真诚地面对历史，并不是为别人。

普鲁斯特有个说法，现在会改变，未来也不确定，唯独过往是最真实的，不可能被改变。看上去，他似乎已经浪漫到能够忽略政治的狡诈或者历史的吊诡了。不过，对于傲慢的历史书写者，这却是一条朴实的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