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社会与变革 之三

利比亚人民的胜利

8月21日，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利比亚义军就轻松攻入首都的黎波里。他们没有遇到一些官方媒体期望的强大抵抗，相反，首都很多人热烈地欢迎他们。

24日，义军占领卡扎菲的基地阿齐齐亚兵营。卡扎菲说他不是胜利，就是战死。他只有后一种选择了。

对于利比亚民兵，“义军”是比“反对派”更恰当的称呼。在今年2月，他们还是和平请愿者，在遭到卡扎菲的屠杀之后，他们勇敢地拿起武器，组成义军保卫自己的生命，争取失去的自由和权利，而不再仅仅是和平的“反对派”。他们现在也不是“反对派”，因为他们反对的独裁者已经被打倒。

在浩浩荡荡的民主潮流中，卡扎菲之流才是“反对派”。

更坏的是，当卡扎菲屠杀和平抗议者的时候，这位“革命领导人”已经完全转变为“人民公敌”。很快，联合国投票制裁卡扎菲，北约决定支持义军。拿起武器的平民本不是正规军的对手，但他们有强大的道义力量，又有北约空军的支持。暴政被推翻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在近年来的利比亚，卡扎菲的支持者并不多，并且在过去半年中急剧减少。奇妙的是，在世界一个遥远的角落里，还有一些人期待卡扎菲取得胜利，正如当年他们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总统一样。他们对卡扎菲本来并没有亲密的感情，而卡扎菲也很不喜欢他们。卡扎菲这些新增的外国粉丝只是在支持独裁和屠杀。

新粉丝们选择卡扎菲为同志，把利比亚人民当作敌人，原因无非是兔死狐悲。专制者早已把国家私有化，为了私利，他们不惜损害国家的整体利益。在专制者势力强大的时候，他们绑架民意；当民众起来反抗的时候，他们绑架国家。但是这次，民意和民心在利比亚取得了胜利。卡扎菲已经失败，他的新粉丝们也必将同归于失败。

2月26日，中国作出了正确选择，在联合国投票赞成制裁卡扎菲。但迟至8月21日，中国红十字会才向利比亚义军的根据地班加西送去了人道主义救援物资。援助发出了明确的信号：中国将彻底抛弃卡扎菲。

利比亚局势再次证明：民主价值和国家利益是相辅相成的，对外政策中的民主价值能够促进国家利益，而专制必然导致国家的败亡。

利比亚内战是平民与正规军之间的战争，也是平民反抗暴君、争取民主的战争。7月，起义领导人阿卜杜·法塔赫·尤尼斯遇刺身亡，但义军的战斗力没有因此减弱，因为这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战斗，也不是部落之间的战争。

民主在北非各国取得的初步胜利表明，历史正在进入全球民主的新时期。

北非国家不是经济发达地区，因此，发达的经济不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但民主能够把获取财富的机会带给更多的人。

现代民主发源于西方，伊斯兰文明与西方的基督教文明有着长期而且激烈的冲突，对西方的产物多有抵触。民主在北非的胜利表明，任何文明都可以接受民主。在初期，民主主要是技术层面的。只有当民主成为国民的生活方式时，民主才会成为他们文明和价值的一部分。

在伊斯兰世界之外，古老文明更不应是民主道路上的障碍物。民主的最大障碍是远离现代文明的专制制度，以及被专制者私有化了的国家和国家机器。

民主的良好运行需要很多条件，而民主的到来所求不多。民众对自己的权利和人格的觉醒、对特权的愤怒、对压迫的反抗、对人人平等的向往，这几项足以促成民心向往民主。

得民心者得天下

当世界各地的民心都向往民主的时候，民主的潮流不会停留在阿拉伯世界。

在过渡时期，这些国家还不可能很快举行普遍选举，这时需要一个明确而可行的时间表。广场革命之后，埃及军方承诺修宪和大选的期限。暂时的统治者赢得了民心，具有了合法性。

大致说来，最高统治权的合法性有两个来源：上天或自然的赐予；公民的同意。前一个其实是假设，在战争或权力斗争中获胜者都能声称得到上天的眷顾，而在近代，他们又会说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后一个是契约论，统治者因公民的同意而获得权力，有义务遵循公民的意志，并且接受严密的监督，从契约论中发展出复杂的理论和授权过程。

在现代，公民的同意（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在国家层面上因为规模的限制而以后者居多）是统治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而公民的同意只能在选举中得到证实。

在上天或自然的赐予中，最高统治者（国王或皇帝）的直系后裔也会被认为继承了权力的合法性，他们通常是嫡长子。

通常，专制国家的继承总是陷在残酷的斗争之中。为了权力，统治者不仅彼此杀戮，更会向平民举起屠刀。

卡扎菲的统治从最初就缺乏合法性。他在42年前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此后一直没有经过公民授权和监督。和现代的其他独裁者一样，他也在培养儿子作为他的革命接班人，把国家当作私产。

可是，如果不是血统继承制，专制国家会有更严重的接班人问题。因为未来权力的不确定性，权贵们必然更加疯狂地掠夺民间和国家财富。同时，封闭的统治集团排斥异己，有所不为者也回避他们，于是，统治者在逆淘汰制中趋于平庸，不能应对国内外的挑战。

专制者把自己的意志作为法律。他们希望长命“万岁”，统治能够延续“万世”。如果以秦始皇的意愿为永恒的法律，秦朝之后的每一个朝代、每一个皇帝都是非法的。

实际上，如果没有人民的同意，统治者自我宣布的合法性本身就是非法的。反抗暴政是上天赋予的合法权利，这个合法性来自上天，来自自然。推翻一个没有合法性的政府是合法的，因此，国际社会很快承认了利比亚义军为合法政权。

在埃及和利比亚，接管国家权力的那些人得到国民支持。他们承诺将把权力归还给国民，因此有了暂时的合法性，国家有了向前发展的机会。否则，那只不过是又一次朝代更替，如中国历史上一再出现的。

当新的统治者寻求人民的同意和支持时，这个国家就进入了政治的契约时代。契约需要双方的同意，并且规定时效、权利和责任。总的契约就是宪法，现代政治的主要特色是宪政。

当然，各国现代史证明，民主之路会有很多曲折。现代的独裁者在“革命”时都曾经承诺民主，他们往往以人民的名义实行独裁，民主的承诺是一个骗局。但与几十年前相比，窃国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变得更难了。

“得民心者得天下”，古人和今人大都深信这一点。民心需要公开和自由的表达，而独裁者和他们的帮凶只相信暴力和谎言。

统治者如何证明他们已“得民心”？古人没有提出具体标准，不过是“箪食壶浆”或者“祥瑞”一类，很容易伪造，确实也一直在伪造中。现代人知道，检验民心的唯一标准是普遍的选举。选举是判断“民心”的最和平、最公正、最简单的办法，可能产生的争议也最少。

民心在不停的变化中。公民只是在一定期限内把“天下”委托给“得民心者”治理，还要时时监督他们。选民们定期把权力授予竞选者，绝非永久地把“天下”让渡给某一个人或某几个人，指定的接班人更没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