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记者 刘金松 杨筱雅 在北京，一个中、小学校长能支配的资金是多少？从目前审结的案件看，超过1个亿。
优质教育资源的缺乏，正让北京一些知名中小学成为利益的竞技场，尤以“小升初”激烈。因此衍生的利益链条，正逐渐包裹着原本纯洁的校园，一些身肩教书育人的校长们，也在利益的胁裹下，逐渐迷失。
校长，正成为一项高危职业。
日前，北京市西城区检察院发布了《教育系统职务犯罪应当引起重视》的调研报告，对发生在中小学教育领域的腐败敲响了警钟。从本报掌握的情况看，该领域的腐败多与招生相关。
西城区与海淀区同属北京教育资源最为集中的地区。
“拼爹”游戏
孩子已经升入北京市十九中的陈静（化名）终于松了一口气，从儿子上小学三年级起，她就专职陪读。每天接送孩子上学，4点半放学后，又赶紧带着孩子往培训班赶。从下午6点到晚上9点，还有三节课外培训课等着。
为了便于给孩子辅导，培训班的课程陈静也要跟着完整地听下来，“回去的时候他不懂再教给他，尤其是奥数，不学根本不会。”
儿子户口所在的学区，可供选择的中学有6所：北京理工附中、八一中学、海淀实验、十九中、万寿寺中学、万泉河中学。原计划是将该小学参加电脑派位的学生分到万泉河中学，这是6所学校中师资力量最为薄弱的。
听到这一消息，陈静和家人开始行动起来，北京理工附中、八一中学不敢奢望。尤其前者，基本是“坑班”考试，也就是孩子必须在他们办的坑班“蹲坑”，才有机会被招录。
经过权衡后，陈静将目标定为十九中，经过多方打探、托关系，花费不菲的“中介费”后，得到的回答依然是，进不去。“蹲坑”是普通家长突破电脑派位的主要方式。“坑班”大多是公办重点中学自办或与社会机构合办、面向小学生的学科培训机构，从中选拔优秀学生升入本校初中。
在陈静和家人即将绝望时，戏剧性的结果出现了。相对较弱的万寿寺、万泉河中学分别改为北京理工附中分校和八一中学分校。傍上名校后自然身价倍增，结果儿子所在小学参加电脑派位的学生，全被划到十九中。虽然对前期打点的数万投入很纠结，但对结果，她觉得还能接受，“要不还得再交好几万的赞助费”。
这次切身经历让陈静觉得，“小升初就是‘拼爹’，真正参加电脑派位的都是些平民百姓”。其孩子所在班上的46名学生，参加电脑派位的不到1/3。
根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普通学校承担了大部分派位学生，学校越好，参加派位的比例越小。一些名校如人大附中等根本不接受电脑派位生；海淀实验中学的17个班中，4个班为派位生，约占24%。据初步估算，目前北京市各城区通过电脑派位入学方式的比例大致为东城44%、海淀40%、西城33%，均不足半数。
操作路径
2011年，北京市小学毕业生人数为10.2万人，至少有超过5万名孩子要通过其他途径参与到“择校”竞争中，包括“占坑班”点招、推优、特长生、共建生、“条子生”等方式进入目标学校。这是“小升初”灰色利益贡献最大的群体。
“占坑班”总体花费不菲。据21世纪教育研究的估算，多数学生课外培训费用为每年3万-5万元，多的达6万-8万元。此外，还有交通费、在外就餐费，家长需要陪同接送等等。从小学三年级孩子进入坑班起，至六年级面临“小升初”，四年的实际花费可达10万元甚至更高。按2010年度北京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9073元，以一家三口人计算，每年孩子就读“占坑班”的费用约占家庭可支配收入近半。
巨额花销后，最终结果未必理想。以海淀区为例，2010年海淀区的七大名校对应的“坑班”有106个，按每班50人计，总人数达5000多人，点招人数共计560人，约10%。
推优和特长生是“小升初”中最“名正言顺”的择校渠道，也最具操作空间。两种方式同样投入不菲，艺术特长生，一节钢琴课、声乐科，少则五六百，多则上千。
上述方式都是累孩子累家长的方式。而真正的VIP通道，则是“共建”模式。共建一般是指国家机关、大型企事业单位与重点学校通过“合作共建”，满足本部门职工子女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实际操作中，共建单位或利用公共资源给学校额外投入，或职工自负费用，以“共建”名义统一给学校。这也被认为是典型的“以权择校”。
此模式被认为是最能为学校带来稳定的收入来源。
一些优质中学共建单位可达十数个。在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中，北京八中共建生占录取学生的比例达17%。作为国资委所属的大型国企，北京市外企服务总公司的共建学校，涵盖了东城、西城、海淀、朝阳的多所热门中学。
在这些方式之外，还存在一个“条子生”。“条子生”也被称为对教育公平损害最大的一个方式。目前一些重点中学这类生源占到当年招生人数的8%-10%左右。以致有名校不得不在每年开学前，设立“条子办”，专门处理此类事项。
在择校竞争最为激烈的东城、西城、海淀，电脑派位外的众多择校方式入学比例已达52%。
北京市早在1994年推行“小升初”基本就近入学政策时制定的目标，提出“择优生要从严控制比例，一般不可超过3%到5%为宜”。
无法约束的校长
“小升初”的择校热，已催生出稳固的、明确的利益格局，权力寻租和利益交换。北京市“小升初”内在机制和利益格局中，政府主管部门、重点学校、市场培训机构均参与其中：教育主管部门与重点学校结成利益联盟，重点学校又与培训机构结盟，三者利益共享。
如人大附中的“华罗庚数学学校”是最早举办的和最有影响的面向小学生的课外培训机构，后更名为“仁华学校”。
一些培训机构和面向小学生的学科竞赛背后，都有教育主管部门的身影。如北京市西城区教委主管的西城区老教协组织的培训班从三年级起办，跟西城各个小学有交流合作，并为实验中学、35中、北京八中、三帆中学4所中学培训班提供生源。
在众多择校方式中，对学校而言，最为稳定的是共建。原本为解决中央机关和部分企事业单位在京子女就学问题的政策，在激烈的择校竞争中，正逐渐异化为集体占坑“谁给钱，就招谁”。建立共建关系的范围也逐渐扩大，除部委、央企外，一些中小企业也参与进来。
对中学而言，无论以何种方式“择校”，最终都要收取“赞助费”，这成为整个“小升初”利益格局中，最直接的利益收入。
一些家长透露，学校在录取前一般会提前通知，让去交费，“他们都是直接告诉你，交多少，到哪儿交。不会拐弯抹角。”一般在交钱之前，会先给家长一张白纸，然后手抄一份准备好的“自愿捐资助学”申请书，大意是本人自愿捐资，为教育事业做贡献之类。其实，家长们对此心知肚明。
这些费用，一般先以自愿捐款的形式存到区教委指定的银行账户或教育基金会账户上，再按70%-80%的比例返还给学校。
据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北京中小学因“择校费”每年产生的收入在15亿元左右，以最低70%的比例返还，初中阶段的学校可掌控的收入在10亿元以上。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王春林在调查中发现，目前中小学普遍存在收取共建费的现象。该院曾侦办的一个案例，涉案学校在将共建单位和学生数量报送区教委时，将收取的共建费用采取“高收低报”或者人员数量减少，将降低下来的部分予以截留；此外，将剩下来的名额扩大计划外招生，获取账外“共建费”。
有的学校干脆将共建费直接存放在共建单位，由校长指定专人负责，收入、支出上，只对校长一人负责，因此这笔费用，从学校账面上没有任何迹象。而在审计和调查时，共建单位多为部委、军队、央企，往往并不配合，给调查取证工作带来难度。以致这部分费用，被挥霍或装入领导个人腰包，其他人无法察觉。
王春林在其撰写的调研报告中指出，目前中小学财务制度不健全，校长权力过于集中，一支笔现象突出，“小金库的钱款还是由学校里的财务担任库管，唯校长命令是从，上千万的非法钱财处理得相当随意，有的入账了，有的分了，有的吞了”。
目前，能够进入公众视线的涉案金额只是冰山一角，更为庞大的资金则游离于监控之外。王春林认为，作为行政主管部门的教委，虽然对共建费、共建单位、学生数量有相关规定，每年也有例行的财务检查，但是针对共建费及共建生数量的专门检查、审计却没有，导致招收共建生数量不清楚、所收共建费用金额多少不详细。共建等相关事项需要上报中心审批、备案的规定，很多流于形式，因没有相关的抽查、检查及相关责任的承担等细致、系统化的规定，而最终监督无力，形同虚设。
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检察官柳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证实了对教育领域外部监管的虚弱。他介绍，目前对辖区内教育领域职务犯罪的查处多来自内部利益纷争而举报，海淀区检察院近几年受理的40多个中小学教职人员职务犯罪举报线索中，有80%来自内部职工。但他也表示，“不能总期待学校内讧”。
“小升初”蔓延
“小升初”择校热在蔓延。“幼升小”即从幼儿园或学龄前儿童升小学的择校竞争也变得异常激烈和复杂，“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开始凸显。类似“小升初”中以权择校、以钱择校、考试入学、乃至“共建”等多重入学方式在“幼升小”中被复制。
根据调查走访，目前北京市重点小学的“幼升小”全部都在举行选拔性测试。一份北京市重点小学择校费一览表显示，位于前10位的学校，择校费从25万到8万不等。
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披露，中关村一小、二小和三小就近入学比例均不超过50%。实验二小、史家小学更是成为以招收择校生为主的“贵族学校”，就近入学比例不超过20%。
一些幼儿园的教学不但明显“小学化”，而且出现“奥数化”苗头。北京“幼升小”的一道考题是：将1到10按“1，3，7；2，4，6；5，9，10”分成4组，请问是按什么方式分的？答案是按汉语拼音的4声调来分。
小升初形成的巨大利益链开始向“幼升小”延伸，一些重点中学的附小开始成为家长追逐的目标。21世纪教育研究院的调研报告披露，2010年，中关村一小一年级招生10个班，每班36人，其中8个班为择校生，按最低3万元的标准，仅此一项，约可带来800多万收入。
2008年爆出的中关村三小窝案，其时任校长王翠娟在庭审中，证实该校账外资金超过了1亿元，绝大部分来自于“赞助费”收入。当时，这所学校开办仅6-7年时间。
在教育学者杨东平看来，北京市“小升初”政策逐渐从义务教育的立场上出现后退，而且发展出具有以权择校制度化、合法化的途径，以钱择校入学也是半合法化。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袁连生则认为，现在的择校造成学生三六九等，把社会成员从小学开始分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现象。他认为义务教育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融合：不同阶层、不同背景孩子们一块形成共同的价值。“如果社会成员从小学、幼儿园就开始分化，永远融合不了。”袁连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