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 依北王/文 继卫生部发布《老人跌倒干预技术指南》之后，新近又传来深圳市准备起草《助人行为保护条例》的消息。这些举动确切表明，中国的各级政府与公众一道，正在被街头的某些场景所折磨——老年人不敢跌倒而好心人不敢救助。

其实，蕴藏于公众中的善心本来是很广大深厚的，是否帮助一个跌倒的老人，对民众来说，根本不是一个问题。但自南京彭宇案广泛传播以后，中国人的善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遭到了创伤。在家庭的餐桌上，在公办室的闲谈中，如何面对街头一个跌倒的老人，果真成了一道考题，一个辩题。

困境很快就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不久前，一位北京老人在菜市场门口跌倒，因无人敢扶无人敢碰，无法得到及时救治，不幸去世。而在南京，一位女士在拉了9个证人证明自己的“清白”之后，才敢于对一位跌倒在地口吐白沫的老人施行救助。

卫生部与深圳市的反应，正是在这些背景下应运而生。起初，卫生部的举动遭到了嘲笑，有人甚至以为卫生部的这个指南是网友的恶搞。事实上，救助跌倒的老人的确需要一定的知识与技术，卫生部不过是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为解决“老人跌倒”这一困境做出专业上的努力，它向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不但要有助人之心，还要有助人之术，这当然未可厚非。

然而救助跌倒老人毕竟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卫生部的指南解决不了人们不敢救的疑难，所以，才有了深圳以立法方式让“好心人免责”的动议，这一动议背后的思路，是以立法的方式救济道德的困境。

动机当然无须质疑，问题只在于效果。由于条例还没有起草公布，无法去做评论，但可以推想，条例制定的技术难度不会小。比如如果一个人在救助因心脑疾病而跌倒在街头的老人时，由于处置不当导致老人不治，遭到起诉，条例如何保护这样的好心人？而如果一个人在救助跌倒老人时，没有受到感谢反倒招来诬陷，则现行法律也并非不能保护他免遭这样的尴尬，如此一来，制定条例岂非多余？

其实，政府在社会道德的重建中可用的资源非常多，可以想象的空间也非常广阔。比如，政府对媒体的控制能力可谓独步当今世界，何不开动所有的宣传机器，做一些切实可行的救助老人的知识的普及工作？例如，可以在央视的新闻联播中，在一定时间里，减少一些会议、领导人活动的报道，每天拿出一分钟半分钟，向公众普及救助老人的常识，让中华民族“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传统得到发扬光大。地方党报更可以在平素多被领导活动报道所占据的醒目版面上，多多刊登此类知识，如此，不但可以切实帮助好心人，为改进民生做出具体的努力，还可以收到改进政府形象之效，给“权为民所用”提供一个生动的样本。

或许有人说，新闻联播播这些，太鸡毛蒜皮了吧？非也。政治，本来不就是众人之事吗？

（作者为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