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网 记者 刘金松 日前甘肃发生的校车事故致21个孩子丧命，校车安全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上周由21世纪教育研究院在北京举行的“如何破解校车安全”研讨会上，与会专家呼吁应通过立法，明确校车安全的责任主体。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袁桂林表示，据不完全的统计，自去年10月份至今年9月份因校车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安全生产的死亡人数还多，“比如说我们的煤矿、黑煤窑会发生一些爆炸、矿难，但我们因校车事故而造成的死伤人数恐怕比那个要多”。

但校车安全却并没有引起重视。袁桂林认为，应该通过立法应该把责任主体说清楚，“这么多年、这么多事故频频发生，却没有一部法律，这在法制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袁桂林认为，这样的现象应该引起重视，这已经不是单一个案问题，也不是局部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影响全局，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家长是否能安心工作，是否对孩子上学担忧的问题。

袁桂林在其《学校布局调整与校车系统建设研究》中指出，2002年起，农村学校布局进行调整，改变了以往“村村有小学、乡镇设初中”的以乡镇为中心的主体格局，教育资源开始向县城集中。随着村小大量被撤并，上学远的问题开始出现。

国际上解决上学远的通行做法是两条路径：一是开中心校车，二是盖“寄宿制学校”。在2002年开始的改革中，中国政府层面把“寄宿制学校”建设提到日程了，并投入上百亿元兴建农村“寄宿制学校”，但是对校车始终没有过问。袁桂林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是个很大的缺憾”。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副秘书长储朝晖认为，事故频发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儿童在我们整个社会的地位低下。整个社会包括学校、政府都没有很好的尊重儿童的基本权利，所以在这个薄弱环节上就经常出问题，不光是校车出问题，其他方面也会出问题。“大家觉得孩子可以凑合凑合，如果是我们整个社会都 对孩子基本的权利尊重了，包括校车还有其他的各类事故就会尽可能的减少”。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在不断出现的校车事故中，留守儿童正在成为受伤害最大的群体。储朝晖认为，在推动解决校车安全的同时，城市应该尽可能解决流动子女上学问题，“我们不要把口子扎的这么紧，如果孩子可以跟父母在城市里，相对来讲比留守在农村保障更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