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霆
老友杨宪益告别这个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已届两周年，故人备感怀念。2009年暮秋时节，这个被西方天主教徒称之为“涕泣之谷”的花花世界送走了一个淡泊名利、视金钱为粪土的老文人、老名士、老酒徒。这也许对于双方都不是坏事。对于这个喧嚣、张扬、拜金又拜权势的现实社会，宪益兄早已无所留恋，当然，早在他90周岁之前，就曾对我讲过一番既平淡又深刻的话。大意是：漫长的生活阅历告诉我，这个世界，特别是目前这个处于“崛起”、“复兴”的中国，已经日渐接近了他的“巅峰”。其外在的辉煌使人感到耀眼，甚至于使人仰视。但，所有这些光彩四射的贡献与业绩似乎和我们这一代毕生崇尚真理、追求正义与公平的读书人无关。我和我的朋友们苦苦为之奋斗的目标，似乎永远是一场镜花水月，是一场虚幻的美梦。从辛亥革命到1949年，大都如此。
他还补充说：“亨利克·海涅，似乎说过一句有关收获与播种的名言。但，我已无法判断当年我们这些满腔热血的爱国志士播种的是什么，而目前我们的晚辈们又收获到了什么……”
杨宪益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孤独和淡泊中究竟悟出了什么样的生活真谛和生命真理，我一直半知半解，而未能得出具体的结论。不过，他的话倒使我在与他相交相处长达一个甲子的悠长岁月里，先后感觉到了他从乐观主义转向悲观主义，又从悲观主义返回乐观，又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最终归于悲观，产生了一种“虚无”之感。我和杨宪益兄在解放前的南京，都属于既是中共地下党的“统战对象”，又是为地下组织提供某些信息（即“情报”）的“进步知识分子”。不过，由于红旗插上石头城，“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从长江路（当年称之为“国府路”）的总统府颓然飘落，我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成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接管干部，杨兄则在组织的安排下成为一名为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服务的兼职干部，任南京市“政协”副秘书长兼“民革”南京市的召集人。后来由于南京市文联（全国解放后第一个“地方文联”）成立，我分配到文联，并奉命“团结”杨宪益等一批较有影响的学者、文化人（杨兄曾与“南大”胡小石教授同列一份高级统战对象名单）。于是，在深入地接触中渐成密友。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早在建国初期的1951年，我正在金陵城内“身兼六职”，成为一名有职有权的“中层干部”时，杨兄却由于在南京“民革”的改组、选举工作中违背了党委的意志，闯了一次不大不小的祸。作为一名“非驯服工具”，当然难免被整肃、修理，以改造其思想观念。于是杨宪益兄一度被组织送到苏州的华东人民革命大学去学习、审干，在长达10个月的学习期间，重点在于“交代家庭、教育、出身”之类的问题。幸而当时中共中央以“东道主”的身份在北京召集了一次建国以后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以“和平”、“反帝”为主题的“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按：位于北京东城金鱼胡同的那座由老一辈建筑家杨庭宝设计的“和平宾馆”，就是当年召开“西北地区和平大会”的历史见证）。
建国初期，我国新培养的外语人才较少，未能满足当年“外宣”的需求，当时周恩来根据“白区”老党员、翻译工作者刘尊棋的推荐，下命南京立即将杨宪益夫妇（记得由于戴乃迭是英国人，调动颇费周折）限期速送北京。就这样，杨兄才得以暂时摆脱更大的整肃与苦难。但，始料不及的是我这个少年得志的“革命干部”，沦为了坚持独立思考、无视南京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指示，被“双开”，以“南京文艺界反党集团”为首者的身份被拉下马。1953年岁末，我与杨兄在北京南河沿11号国际宣传处宿舍相见时已成为“阶下囚”（“被管制分子”）。即当时人们习惯讲的一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当时我认为自己尝到的苦难已是最终结论，一生很难翻身，然而，杨宪益却根本不问我的“肇事”，敢于冲撞顶头上司的事件经过，也不认为我将以体力劳动终其生。（当时，我已在南京被强制劳动长达10个月之久。）我们在劫后初次相见，一切习惯如旧——杨兄款待我的是“红方”（威士忌）、巧克力和英格兰曲奇饼。记得那是一个大雪之夜，我踏雪访友的忐忑心情竟然被“杨氏沙龙”（当然，那时尚无此种聚会，故妄称之）的温暖“焐”得忘却自己的所谓“待罪之身”和现实处境。在横穿霞公府、王府井、金鱼胡同返回到我借住在朝内南小街的陋室时，我夜不能眠，反复思考，何以杨宪益会如此，“敌我不分”，和一名正在“被专政”的反党分子依旧称兄道弟？他不仅给我以物质、经济上的援手、更难能可贵的是给我以信心与危难中的希望。
后来，“文革”期间我们依旧相濡以沫：他曾作为“国际间谍”特嫌被关押在半步桥长达四度春秋，我则携妻子“下放”平谷山区。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被监督劳动直至那颗“红太阳”陨落。上世纪70年代第三春，当我和宪益二人再次在百万庄外文局专家楼同饮“五粮液”时，酒过三巡，我们不约而同地悟出一个真理、即他与我沦为“反党”“反革命”的根源在于我们习惯于独立思考、坚持真理而不屈从于权势，听从自己的良知驱使，而不甘于接受上司高官的耳提面命，这种共识与同感对于我这个社会影响有限的知识分子也无甚大碍，但对于杨宪益这样的名人、超国界的“头面人物”则大不相同，终于在杨兄红极一时之际，一场发生在北京市中心广场的“政治风波”把他冲击得险而又险，他丧失了来之不易的党籍，几乎再次身陷囹圄。90年代上半叶，他和菲律宾的前总统阿吉诺夫人和印度的德勒萨大修女同时站在香港大学讲坛上接受荣誉博士（文学）学位。这不能说不是一种最高级、最具“含金量”的奖励与评价。这是对于世上一切不肯屈膝，宁肯为此牺牲而不会缄默的大勇者的肯定与欢呼，学位只不过是另一种“桂冠”与“里程碑”。
杨宪益在他的“卧龙岗”——后海小金丝胡同照旧吸他的“春城牌”廉价香烟，颜色诱人但毫无芳香的“锡兰”（斯里兰卡）红茶待客。淡定无为地当他的“散淡的人”，并且极其达观的面对气势汹汹的癌细胞，淡然迎接其最后的解脱。
两年前的十一月下旬，我曾应厚爱杨兄也兼及笔者的编辑邀请，先后在北京、南京、广州发表了悼念杨宪益的文章。其中一篇在秣陵秋色中发表的“悼杨”文就是对于某些好心人的强加于他身上的“散淡的人”加以否定。我认为，综观杨氏一生，从来都是极讲原则的，以良知、人道主义为基础的一名斗士，在大是大非上从不妥协、不让步、不抹稀泥。称之为“散淡的人”也许并无恶意，但，这一类的“友好人士”可能是想以曲笔维护其安全，也许根本就是出于某种误解而出现的“皮相”式判断。记得一位听到杨兄以英语讲出“时代最强音”的朋友在深夜和我通话，并且十分激动地朗诵起了鲁迅翁“我以我血荐轩辕”的悲壮诗篇。
杨宪益兄离开这个不折不扣的“镀金的城”和让人为之眼花缭乱的京都，告别其位于什刹海南岸的“茅庐”，已经大概700多个昼夜之久。但，在这段不算悠久、也不能说短暂的日子里，我们不仅见到人们面对纸醉金迷的人间伊甸园的沉醉与依恋，同时也渐渐习惯于一些当局者——犹如奥林帕斯山上群神的泰然、俨然与淡然。对于一切的社会罪恶与道德崩盘一笑置之。对于所有不识时务者“偶语”与“诽议”，大人物们往往以一笑“嗤之”。真道是“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这些天，美国朋友们在其宪法保护伞下大闹华尔街，又放言“占领华盛顿”。四顾之下，这何其天真、纯洁，又何其可爱、可悲……
我在梦中，忽见杨宪益兄在另外一个世界上被奉为“诗歌之神”，并且在白（兰地）、伏（特加）、茅（台）的沉浸下渐渐的衍化为一位“散淡的（仙）人”，果如此，真是皆大欢喜
2011年10月17日下午德外西望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