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霆/文
今年是我的老友、“同案犯”、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剧作家路翎兄的九十岁冥寿，也是他不幸辞世十八周年的日子。在他的身后，他的遗孀和长女曾经希望通过我的关系促成他的史诗型的长篇巨制《财主的儿女们》搬上屏幕；但我未能促成此事，至今深感愧疚与不安。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人微言轻、力不从心的缘故；时代的变迁不仅使人们的道德标准发生变化，也使一代读者、观众在审美观念上出现巨大差异——不论这种差异是进步的或是倒退的。怀有这份遗憾，我必须写这篇纪念文章，藉以自谴也藉以遥祭这位实际上是夭折的文学天才。
路翎其人
路翎（1923—1994）原名徐嗣兴，南京人。出生在极具“秣陵特色”的中产阶级聚居区明瓦廊。他出生于一个小官僚的家庭，“幼而聪颖”。1935年在江苏省立江宁中学时就以文才闻名，是全班级“国文习作”的尖子和“冠军”。据他后来回忆，当时他喜爱俄罗斯文学，对于屠格涅夫的《罗亭》特别“陶醉”。1937年冬，南京沦陷前他随家沿江逃难，到了当时的陪都重庆，就读于四川中学，并在纷乱的战火中开始文学创作。1939年，他弃学谋生，当过抗日宣传队的队员、码头的管理人员。1940年春，他向当时文艺界“抗日统一战线”中独树一帜的“七月”文学杂志投稿，从而结识了“七月派”的创始人和领导者胡风。胡风发现这位年轻作者的才能倾向于形象思维，在结构情节和塑造人物时具有较大潜力，于是就劝他少写评论性的作品，不妨尝试写些小说。胡风的这个“指引”，堪称慧眼识人。
路翎在重庆北陪一所政府研究机构当办事员时，感受到矿区火热的生活和社会的矛盾，也从现实生活里看到了矿区妇女所蒙受的苦难。在难以抑制的创作激情冲击下，他奋笔写出了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这是一部反映中国抗战时期劳动妇女的生活、爱情和理想的杰出作品。小说在某种程度上诠释了“主观战斗精神”，以及“精神奴役的创伤”的文学创作观。就这样，路翎在一夜之间成为大后方“洛阳纸贵”的青年作家，也顺理成章的成为左翼文艺理论家、诗人，出版家胡风的“爱徒”。当时人们都熟悉“七月派”的代表性诗人田间，而“七月派”小说家则非路翎莫属了。
中国的学人几乎都熟知老子（李冉）的名言“福兮祸所依”。我想，如果说路翎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以《饥饿的郭素娥》震惊了国统区的文坛，又以其小说集《在铁练中》奠定了“史诗型”作品的地位；那么，随之而来的则是风华正茂的路翎在以刚满18周岁的稚龄挑战文艺界诸前辈，以其“社会万花筒”和长江中下游“社会编年史”式的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80万字）傲视文苑，大有直追巴尔扎克、罗曼·罗兰之势。
他于1946年重回故乡南京后，由于话剧表演艺术家、国立剧专校友剧团团长黄若海的赞赏与支持，写成了一部反映内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闷、彷徨与斗争的四幕话剧《云雀》。此剧与夏衍的名剧《芳草天涯》有异曲同工之处，但在塑造中国的知识阶层典型人物方面则无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定的规则与“红线”，因此且不论《云雀》演出的成败，以及路翎在其话剧“处女作”问世后努力追随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文学巨人契柯夫的努力如何，他已经不可救药地站在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对立面，成为一个迟早被万炮齐轰的靶子。
路翎信奉的马克思主义版本与斯大林、毛泽东的版本也并不相同，他对于“伟大的红军、红色政权”的描写，或者缺失或者不甚准确。这和文学前辈茅盾的路数颇有不同之处，因而也暗中留存下了隐患甚至“杀机”，这当然只能怪作者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与变异缺乏正确的估算与预见了。
我和路翎的交往
我和路翎相识于1947年南京鸣羊街2号的“国立剧专校友剧团”，由该团团长黄若海、宋清涛介绍。当时路翎是一位锋芒毕露的半职业作家，我的身份则是一位文艺副刊的编辑和剧影评论家（按：黄若海这位支持路翎成为“中国契柯夫”的表演艺术家也于1955年被中央电影局打成“胡风集团分子”，文革期间暴死于河北茶淀劳改农场；另一位宋君则随“二野”进军大西南后，音讯杳无了）。
笔者本人由于1949年4月下旬南京易帜，我和路翎相逢于香铺营1号。这个建有两栋法式洋房，院中植有高大雪松、花坛布满鲜花的院落，最早是“汪伪行政院秘书长兼外交部长”诸民谊所建。其早期的招牌是“中日文化联谊社”。在1945年秋季轴心国败于盟军，“汪记”政权土崩瓦解之前刚刚修建成一座小型剧场和“文化会堂”，该会堂是为迎接当时的红歌星李香兰而建，但未料此女在该会堂高歌一曲《支那之夜》后不久就在“伪满”成为苏军的阶下囚。国民党由渝返京号称“还都”后，1946年底这里被其“文化头目”、“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相当于今日中宣部部长）张道籓看中，于是招牌改书“中国国民党文运会”，仅三年，“百万雄师过大江”后被南京地下党接收，不久就被分配为南京军管会文艺处的办公处。我和路翎则是在这个历经三代的“欧式大院”里相逢的。当时我们都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佩“军管会通行证”臂章，二人相逢后乐极相拥，尚未知几年后会先后被打成“反党集团”、“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噩运。
最初，路翎担任文艺处创作组组长，我是其属下的创作员。不久因为工作需要，我就听从“组织安排”改任南京文艺处“审查室总干事”去从事行政工作了。但遇到有关剧影创造演出方面的任务，我们总会并肩作战的。如1949年“欢庆宁、沪、杭地区解放”的大型文艺演出（在玄武湖公园举办为期一周，路翎执笔创作讽刺剧《国民反动派一团糟》，就是集体创作由其执笔的。而我的任务重点在于组织一批明星、名演员，如戴涯、黄宗江、朱嘉琛、齐衡、丁尼、赵秀荣、诸葛明等人参加这个Farce（闹剧）的演出。同年年底，廖公（承志）在京组建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自任第一任院长，他和金山、吴雪商量新建剧院除去拥有过硬的演员到位，还要建立一个水平较高的“创作室”以便“自产自销”新的话剧作品，以免重复演出已被人们熟知的“郭、老、曹”。于是，金山就亲自三下江南以廖公的全权代表身份，硬向南京市委“商调”路翎晋京任专职编剧。当时徐平羽任南京市委文教委主任，文艺处处长为黄粲（后由赖少其接任），虽然为挽留路翎而“抗争”一番，但经不起周恩来一个电话来得权威，1950年初路翎就携夫人余明英全家北上成为一名“文化京官”了。
最初，他因创作需要住在东单三条对面、北极阁的一座“大庙”里，后来因为深入“抗美援朝”火线采访，先后写出《板门店纪事》以及《初雪》、《洼地上的战役》、《无名高地有了名》等反映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后一系列英雄事迹而受到“中央领导”的表扬与肯定。之后举家迁到北新桥细管胡同5号的一处深宅大院去住，与中央文化部艺术局局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为邻。但谁都不曾料到，他在细管胡同这座传统豪宅于1955年6月初被捕，锒铛入狱长达二十四年之久。报告文学文集《板门店纪事》一书先后出版问世，一片喝彩之声。但他的几篇反映“最可爱的人”（当年军旅作家称赞志顾军的“封号”，后来传遍全国）的小说，特别是《初雪》竟然成为文艺界批判的重点作品，从文学界的领导到专业评论家无不批判其“宣扬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歪曲、丑化了最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杂志编辑部和“剧协”、“青艺”先后召开批判大会宣布路翎背离《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公开宣扬“人性论”和“主观战斗精神”的“资产阶级作家”。由于这次“大批判”的升级，路翎的新作多幕话剧《人民万岁》也就被一棒打死了。
我在1953年“10·1”前夜被南京押回北京交当地公安机关以“反党集团为首者”管制后，路翎曾和我长谈，并且多次以其稿费、版税接济。在他的《板门店纪事》再版时，他不仅以全部版税相赠以支持我在京活命就医，同时也为我将三千言申诉书面交周恩来总理。但一切均属无效，后来才知道当年南京市委书记，后来成为中共华东（上海）局第一书记，被捧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在接任南京解放后第二任市长时向“伟大领袖”请示有关南京（江苏）地下党人的对待、安置时，毛泽东在电话指示的“十六字方针”（即“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硃批圣旨”，后来这道“旨谕”使沙文汉、陈修良领导下的宁、沪、杭中共地下党人大半成为“阶下囚”或特嫌，不少人丧命囹圄）在当时甚至若干年后都在起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作用。
我和路翎在“反胡风”运动全面展开前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细管胡同5号其家中，他请我去为其加工润色一篇反批评的长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评论》（后来发表在1955年6月号的《文艺报》上）。后来我被北京市公安局东城分局公开逮捕关押在东单三条胡同时，才从审讯员那里得知，路翎早于那年6月间被捕，并将我列入其“密友”之中。1955年冬季，我在草岚子胡同“市局看守所”接受预审时，从狱政管理人员处获悉，不久前路翎已被判重刑转往山西省某地服刑去了。从此我和路翎一别就是二十四年之久。
我们再一次在北京相见时，他已是一名刑满释放的“扫街工人”，每天为朝阳区芳草地街道扫除垃圾。月入十八元人民币，其夫人余明英则早是一家街道工厂的普通女工了。在这期间，中国大地的苍生百姓，甚至居于庙堂之上的、对于中国革命斗争贡献极大的大将军、大功臣，特别是那些早在三四十年代就以自己的良知、生命无条件追随中国共产党的知识者已经不仅仅是一次两次的劫难，有的早已魂归云天，尸骨无存了。
在我的书桌上摆着一本出版于1980年2月的香港《镜报》月刊，在这一期的封面上出现了一个苍老而陌生的面孔——他愁眉苦脸，手持一支纸烟，似乎仍陷于深思。此公就是被誉为最善于刻画人物的小说家路翎。在这一期的《镜报》月刊里，我以“狄思浏”为笔名发表了长文《二十四年重相见，恍若隔世泪沾裳——记胡风分子、著名作家路翎的遭遇》。这是一篇长达5页的纪实性“访谈录”，以夹议夹叙的笔法写出了路翎这位昔日才子，今日已沦为一名患有精神分裂症（被北京安定医院确诊为“心因症、狂躁型二期”的重病号）的扫街工人的痛苦处境以及无限的困惑。
一名胡风先生的至交、知音与“追随党的领导在国统区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多年”的老作家，如今在经历了四分之一世纪的牢狱、苦役工地和精神病房的坎坷生涯后，竟然变成了一名不知世间早已大变特变，烈日的灼热正在“降温”；更不知自己的余生将如何消度的精神病患者，实在可悲可泣。面对这样的时代悲剧，人们不禁要无语问苍天、问宇宙、问主宰这个世界的权威者，人间公论何在？公理何在？公平又何在？当年使太史公司马迁沦为“刑余之人”的大汉天子早已成为历史的垃圾了。而今天谁又该为胡风、路翎等一批文学开拓者的厄运负责？谁又敢于立即清算“以文定罪”的恶法暴政？思之令人泣血，令人肝胆俱裂。
还记得，这篇问世于32年前的文章不仅在京津传颂一时，成为大学生、文艺青年的热门读物，甚至于在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流传出若干“手抄本”。笔者当年到风光秀丽的杭、嘉、湖地区采访时，就亲见过人们手中的“手抄本”，也曾以作者的身份与这些“手抄本”的传播者们座谈、交流。
1994年元月，在一个大雾瀰天的冬日清晨，我突然接到了路翎在自己的家中不幸猝死的噩耗，在悲痛之余，意外的在脑海中闪现了一个似乎极不应该有的念头——“祝福路翎归天，这应该是一个大的解脱”。我认为那个天才横溢、文思超群、目光如炬、妙语如珠、警句连篇的杰出作家路翎早已于上个世纪50年代，即1955年6月间“死于非命”与世长辞了。应该说他的创作生命始于20世纪40年代，不足18个春秋，就被一股强大的势力扼杀。他的真正“寿命”也仅仅有32年，他只活过32个春秋。至于他被平反、恢复“政治待遇”后的十几年，则难以再被人们承认为真正的“路翎”。记得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诗刊》曾发表过路翎的三首极其高调的“歌德诗”。对此人们一致认为“味同嚼蜡，毫无诗意”。这应视为一种无奈，或曰“灵魂被扭曲”后的“特殊呻吟”，这种“诗篇”则只能令人感到痛心，应郑重宣布其“与路翎并不相干”。
路翎兄像一颗愤怒的星辰，当他难以再度发出耀眼的光芒时，他就决然“自我毁灭”离开了人间。这应该是一种正面的结论。应该说路翎是一位“夭折的天才”。
祝愿这位“夭折的天才”在天国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