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炎黄春秋》总编辑）：我依据所看到的信息谈几点看法。这些信息很不完整，我又没和任何一方的当事人谈过，许多看法来自推测，所以，我的看法很可能有错。
第一点，在乌坎转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两种思维模式，以及由这两种思维模式决定的两种处理模式。
第一种思维模式，叫阶级斗争模式，或者叫敌我斗争模式，以你死我活的战争为范本。看到一个异己的利益群体出现，跟“我们”闹别扭了，立刻唤醒敌情意识，如果找到境外势力或别的什么势力介入的迹象，人民内部矛盾便转化为敌我矛盾，各种对付敌人的手段都上来了。在当代条件下，这种思维模式对现实的判断与事实真相往往距离很远。
这件事为什么闹得那么大？后来的工作组说，老百姓提的要求基本合理，最初如果这么考虑问题，事情很难闹大。我猜，开头可能只是一个小团伙，试图维护自己的不正当利益，他们和村民相互为敌。但是，在当事人之上，仲裁者完全可以把这种冲突看作村内利益纠纷，进一步说，如果有人用违法手段牟取利益，那就是罪犯与受害者的纠纷，对这些纠纷都有常规处理模式，打官司，上法庭，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等。
问题是，涉及到土地和政权，法院往往不受理，政府再不主持公道，村民无路可走，就激出了群体事件。于是，更高一层的仲裁者就感到了威胁，有人闹事，影响权力稳定，颠覆基层政权，那就要打击。这时候，仲裁者似乎被一个小团伙的私利绑架了。我们看到，敌对思维模式背后是有利益的。如果有经济犯罪的话，罪犯很欢迎敌对思维，很愿意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政府的利益，把自己和村民的敌对关系，说成村民和政府的敌对关系，甚至把执政党拉进来。
敌对思维模式在一层一层的事件处理模式中一再显现。一直到最后，我看汕尾市书记的讲话，他谈到境外敌对势力，谈到烂媒体介入，然后就是威胁，敌对思维模式表现得相当突出。
后来省委工作组介入，朱副书记的说法体现了另一种思维模式。他说，村民的要求是基本合理的。所谓合理，当然要有衡量标准，法治社会的常规标准就是公民权利。这是你的份，那不是你的份，等等。是你的，就得尊重你的权利。你要多了，双方可以讨价还价，最后依法裁决。如果有人侵权，甚至犯罪，就要处罚侵权者，支持维权者。
这种思维就转入了公民权利思维模式，从政府的角度说，就是法治思维模式。公民之间的利益纠纷，无所谓敌我，即使当事人有敌我思维，也与政府无关。政府只要依法裁决当事各方的主张是否分寸恰当合理即可。如果再进一步，强调法院独立裁决，不受行政权力干扰，这就进入宪政思维模式了。
工作组宣布了五项原则，最后两条是“阳光透明、法律为上”，既然民众要求基本合理，要依法裁决，没什么见不得人的，当然不怕阳光透明。阳光透明在法治思维模式的基础上出现了，而且顺理成章。面对公民权利，我们就在阳光下讨论你的要求是否正当，有没有遭到侵犯，侵犯了，我们替你讨回来。有人违法了，我们以法律为准绳处理。
按照工作组现在秉持的思维模式，在危机过去之后，最好转入法治轨道，由法庭依法裁决。当前法庭的权威不够，难免受行政权力的干扰，工作组是必要的，但是，将来需要解决法庭独立审判的问题，用宪政思维的模式更彻底地解决问题。
由于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模式，就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模式。
敌我模式很容易激化矛盾。我们知道，历史上有一系列悲剧性事件，结果是两败俱伤。乌坎事件原本越激越大，似乎向那个方向走，可以想见其结局：暴力冲突，强力镇压，首恶必办，胁从不问。民间则不服气，舆论哗然。若干年后难免再平反冤假错案。
但是思维模式一变，把自己眼前的冲突看作多元化社会中的公民权利，看作离谱或不离谱的利益诉求，仔细讨论这个利益诉求的适当分寸，这就对劲了，就接近现实生活本身的面目了。当代中国就是一个权力色彩浓重的市场经济社会，各种关系主要是利益交易，还有一些违法的权钱交易，有一些黑市，但毕竟是市场而不是战场。我看村民马上就接受了这种思维模式，形势急转，这事儿虽然还没完，但只要按照这个方向处理，不会出大事，最后大体是公平的。双方可以谈拢了，就不会造成误会甚至敌对冲突。
总之，两种思维模式导致两种处理模式，而两种处理模式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我看广东在这个事上处理得好，会给自己的执政加分，而不是丢分。
第二点。两种思维模式在体制内的资源。
敌对思维模式，在中国共产党内有深厚的理论资源，也有深厚的经验背景。几十年的战争过程就是经验背景，在这个过程中完善了阶级斗争理论，统一战线理论。
这些历史资源背后其实还有现实利益背景。刚才一位老师说到，用敌我思维办事，在内部是安全的，至少显得立场坚定，在维护党的利益。反过来，一旦用公民权利思维办事，在内部可能是受攻击的，这不是损害我们的利益吗？既损害意识形态利益，也可能损害物质利益。真要掏钱，不是财政掏吗？要处理侵权者，侵权的不是掌握权力的内部人吗？很多人愿意维护这个敌对思维，因为这种思维可以维护权势集团的利益，很容易在内部说得通。换一种思维倒可能被人指责为异己分子，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向敌人让步妥协，等等。所以，第一种思维模式有深厚的背景。
第二种思维模式，尊重公民权利的思维模式，也有深厚的背景。
工作组提出的五项原则：“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先说群众利益。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背景非常深厚，“为人民服务”，“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出发”，还有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支持尊重并保护公民权利的思维模式。
至于以人为本，法律为上，也有宪法和各种中央文件的依据。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是本届领导人的提法，这个人到底是谁？就是公民。以人为本就是以公民权利为本。如果以公民权利为本，宪政思维就有了坚实的意识形态基础，就跟我们现在宣扬的东西接上了，不是什么异己的东西。
还有，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容是什么？如果把这个社会当作研究对象，用社会科学的方式找规律的话，我们看到的科学规律是什么？
假定其他的条件不变，没有大的灾害，没有战争，大体是工商社会，在这些相同条件下，给公民比较多的经济权利，经济自由，这个社会就会繁荣起来。给公民比较多的政治权利，民主法治，这个社会就比较稳定。用科学规律的方式表达，规律就是：公民权利与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正相关。这是在世界各国历史上清晰展现出来的基本规律。如果按照这种规律办事，发展并保护公民权利，经济繁荣，和谐社会，便是顺理成章自然涌现的结果。总之，目前执政党喊出的口号，包含了这种宪政思维模式的意识形态根基。
至于市场经济提供的事实根基，刚才已经提到了。思维模式要反映现实，现实生活不是你死我活的战场，而是双赢互利的市场，敌对思维肯定不如公民权利思维符合现实。
第三点，怎么把压力变成动力？
一开始就说小岗村按手印，那就是压力。压力可以成为改革的动力。我觉得这件事儿里面体现出好几个方面的压力，或者叫老百姓的诉求。
一个是土地问题，实际是产权问题。这个压力刚才谈过了，全国都存在。我们能不能借这个事儿把全国的土地产权制度再澄清一下？
第二个是村级选举问题。人们一直以为村级选举问题已经大致解决了，但是这件事就发生了在村级选举不健全上。居然要闹到外媒称之为“乌坎起义”的程度，才能解决村级选举的弊病。本来似乎解决的问题，结果有这么大的漏洞。如果乘机检讨一下村级选举的弊病，尤其是乌坎这样一个大村子，将近两万人口，如何选举？在这么大的村子选举，一定有相当高的组织成本，平常大家很容易搭便车，没有危机很难形成有效的权力监督和轮换机制。乌坎事件可能形成一个冲击，把解决了一半的问题彻底解决。希望广东利用这个事件推动一下，把村级选举完善起来。
第三是司法和执法的问题，出了那么大的事儿，我没有看到与法院有关的报道。到法院起诉，应该是最正常的解决权利纠纷的出路，怎么没有出现呢？按说在法院就应该有公正裁决。能不能借这个事儿澄清一下，不能随便就不受理，法院不受理，不能使矛盾消失，只能把矛盾逼上政治轨道，迫使村民找政府，闹政治斗争。能不能在广东或者在汕尾市启动改革，把这个压力转化为法治建设的动力？
第四就是媒体报道问题，不报道只能导致谣言纷传。这次强调阳光透明很好，希望最后也能得出总结。
第五个可能是，这次的处理模式，新的思维模式导致新的处理模式，两相比较，能不能成为未来的一个定型化的东西？让公民权利思维和依法解决问题成为常规的处理模式，在干部中转变观念，进而转变危机处理方式。把压力转化为改革动力，引起的制度变迁，我觉得最后这一项实现的可能比较大。在这个意义上，最近广东反复出事，我看倒是一件好事，一个机会。在解决众多的事件和危机的过程中，将新思维和新模式固定下来，发展成熟，为中国社会开辟一条新路。
